三
    如前所述，乾嘉时期，我们不易找到公开反对宋学的汉学家，更难找到汉学家对同时代宋学家的讨伐文字。但是乾嘉时代汉学家却屡遭同代学者之攻难，被斥以门户之偏。细检各家所论，令人惊奇发现，这些责难文字竟不是来自宋学家，而是来自文士。乾嘉时期汉学鼎盛，考据训诂，名家蜂起，学界翕然成风，宋学已渐衰落，皮锡瑞说：“乾嘉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28]与汉学之规模气象比，宋学已弱不成军，更无魁儒耆硕能与汉学相抗衡。理学家中虽有马翮飞、谢金銮等少数人批汉学喜搜古书、务考订，但影响甚微。所以陈澧说：“自雍正、乾隆以后，讥郑君者，虽尚有之，然甚少矣。”[29]所以乾嘉时期不存在汉学家与宋学家互诘。如果把乾嘉时期攻击汉学最厉者列举出来，那么应是袁枚、蒋士铨、钱载、姚鼐、王芑孙等人。但以上诸人无一为理学家，而为文士，即诗文学。这似乎令人有些不解，何以文士如此与汉学构怨？章太炎先生有段论述，使人忽焉开霁：“震（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师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魁，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渐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30]乾嘉时期以袁枚批判汉学的文字为最多，虽多偏颇之词，也有不少深刻之论，但袁枚是站在著述家、辞章家的立场上贬低考据家，不属宋、汉之争。袁枚对汉学的批判，笔者已有专文论及，此不再赘述。[31]诗文家中，钱载曾斥考据学为“大道破碎”，王芑孙骂汉学为“邪说”，蒋士铨为诗：“注疏流弊事考订，鼷鼠入角求蹊径。”以讥讽汉学。但诸人论汉学、宋学之篇什皆少，对钱、王、蒋等人之谤语，翁方纲均有专文批驳。[32]在这些文士中，引宋学诋詈汉学最甚者应是桐城文人姚鼐。姚鼐认为与程朱立异便是邪说：“欲与程朱立异者，纵于学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贤智者之过。其下则肆焉为邪说，以饰其不肖者而已。”[33]那些舍宋学而治汉学的人是：“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与？”[34]姚鼐排击汉学多过激之言，负气之论：“今世天下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微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目满之气，愚鄙窃不以为安。”[35]其实自己已带“矜高自满之气”。他甚至诋毁谩骂戴震等因与程朱争名，为天所恶，至使绝后灭嗣：“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36]姚鼐之前，方苞也曾出此恶语，方苞在给李塨信中就带有威胁警告的口吻说：“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以不祐矣。故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仆所见闻，具可指数，若习斋，西河，又吾兄所目击也。”[37]有学者评论方苞此言曰：“斯则过激之言，无乃已甚，有同于悍妇之斗口，非儒者所宜出。”[38]方苞、姚鼐肆口诋讦之语及其后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汉学的谩骂之词，如同出一舌，徒诒蚩笑。桐城派驱除异己，务定一尊的卫道师法，可谓代有传统。其他攻汉学之文士，也多与桐城派有些关系，如那位骂汉学为邪说的王芑孙虽非桐城人，但“时从宛平钟励暇先生游，钟乃望溪（方苞）先生高弟，以是习闻古文法。”王芑孙认为“近世论古文者，无过姚姬传”者。[39]由此可见其与桐城派之关系，对汉学之态度，受桐城派之影响，自不待言。
    文士攻击汉学的原因，除上述太炎先生所论之社会客观环境外，还有些是属个人的具体因素，如姚鼐与戴震之构怨；再如乾嘉时期，章学诚也诋斥汉学，但主要集中于戴震与汪中二人，究其所由，乃与二人有私愤，对此笔者已有文论及，此不再繁引。另外，这些抨击汉学的文士，多负气好辨之人，因而也就不免有过激之词。如王芑孙“性简傲，不肯从謏，……或病其狂实狷也。”[40]“能面斥人过，论文尤鲜许可，”学人忌其直，“群起毁之，遂以此得狂名。”[41]诗人钱载好辨成癖，与戴震辨论不休，据载，钱载于朱笥河家饮酒，“竹君（朱笥河）盛推戴东原经术，侍郎（钱载）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得失处，颧发赤，聚讼纷孥，酒罢出门，狂嚣嚣不已，上车复下者四。月苦霜栖，风沙蓬勃，余客拱手以俟，无不掩口笑者。”[42]其好辨如此，安能无过激之言！
    以上不难看出，乾嘉时期，诋汉学者，非理学家，而多诗文家。且只单方攻难，无对方之反击。不属汉学、宋学之争。桐城派文士虽少理学著述，但以卫道自任，以程朱为不可侵犯，代有传统，且于汉学多偏激谩骂之词，少平恕中正之语，其门户之私，则远甚于汉学。
    四
    道咸以降，清运渐衰，内乱外患，纷至沓来，国势岌岌可危，于是经世致用思潮骤然复活，汉学家搜断碑，刺佚书、辨训诂、考异文，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此时“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43]汉学鼎盛时代已经过去，似乎对汉学作全面彻底批判的时刻已经来临，这一历史任务，又落到桐城派的身上，姚鼎的高弟方东树首先发难，其所著《汉学商兑》是终清一代诋讦汉学最突出的代表作。《汉学商兑》一是对汉学作全面攻击，上自顾炎武、黄宗羲，下至乾嘉汉学中坚人物皆点名道姓加以诋毁；二是对汉学作彻底否定。但方东树主要是以卫道的立场来抨击汉学：
    首先，斥汉学家为离经叛道，心术不正。“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是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叛）道。”说戴震“盖由其私心本志憎忌程朱，坚欲与之立异，故力癖求理之学，大本一失，无往不差，然后知其所谓有志闻道欲求之六经孔孟者。特托为重言以涂饰学人耳目，使人无疑其畔六经孔孟耳。”方氏认为，与宋儒立异，便是心术不正，“攻程朱者必无君子，心术邪也。”
    其次，斥汉学为学术大害，为邪说，认为此由黄宗羲、顾炎武开其祸端，因二人“皆不免博溺，不肯细心穷理，潜玩程朱，所以议论多差失，其流皆足为学术大害。”黄、顾“用意太过，反致粗疏谬妄，而承学之士因秕糖眯目矣。”“抑扬太过，竟成祸胎。”自惠栋以来，汉学大盛，“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奉汉学之徒以其謏闻驳杂之辨，支离缪悠之论，倡为邪说，倾败正道，簧鼓士心，疑误来学。”
    如果说多数汉学家力持汉、宋之平，那么方东树让人只尊宋学。他引用阮元这样一句话：“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阮元此语，看不出扬汉抑宋的门户之见，且有屈己之意，但方东树就连此语也不能容忍，说：“其意旨则甚浅，且亦仍偏重夫文字训诂。”[44]总之，方东树的结论是不许搞汉学，因为汉学为“邪说”，“谬说”。方东树对汉学全面否定，大肆诋讦，强词夺理，用程朱这块统治思想的王牌去吓唬人，势重气盛，尤其是他竟拿出康熙上谕这个“棍子”去打人，把康熙批判谢济世诋毁程朱的文字引在书内作根据，汉学家有谁再敢反驳！这也是《汉学商兑》问世后，没有引起争论，遂成绝响的主要原因。晚清时期，很多学者对《汉学商兑》提出过批评，皮锡瑞说：“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不可为训。”[45]其实，这也是方东树的一贯之风，有人读其所著《仪卫轩文集》说：“肆口诋讥，以气陵人，而不能以理服人，虽欲补偏救弊，地人谁与爱之，适足以招致嫉忌而已，斯文又东树一生病痛所在也。”[46]方东树诋汉学立门户，但己之门户之私远甚他人，且使气好骂，肆口诋讦，若学界效此文风，岂不皆按剑相盻乎！
    道咸时期，桐城派另一位攻击汉学的学者是姚莹，姚莹是姚鼐的侄孙，并与方东树过从甚密，姚莹是一位对学术颇有贡献的学者，其文能致用于时，嘉惠于后，但在对待汉学与宋学的态度上，却继承了桐城派的衣钵，时出偏激之词，他说，自四库馆之后，人趋考据，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之辱，岂非毁讪宋儒诸公之过哉！”[47]把外侮沓来，国家积弱，乃至士大夫无耻，归咎于汉学之盛，理学之衰，何以服人心！桐城派之卫道锢习，从方苞、姚鼐、方东树、姚莹可谓一脉相承。
    与桐城派卫道不同，道咸时期批评治学的各类学者，多从经世致用的立场来审视汉学。宋学家夏炯对乾嘉硕儒江永、戴震、卢文弨、江声、钱大昕、洪亮吉、程瑶田、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皆加指斥，全面否定，偏激之言，不亚于方东树，所以有学者批评说：“此种蛙鸣蝉噪之语，顺口开阖，亦竟有人，真比方植之为空疏矣。……然而蛙鸣蝉噪，其声易竭。尽夏炯之力，何损于辛楣及伯申等之分毫。”[48]但夏炯批评汉学与桐城派卫道之论有区别，其论多从致用的视角出发，认为“学无大小，以适用为贵。……乾嘉以后，近百余年来，讲学之士，专为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盈千累百，刺刺不休，不特丝毫不适于用，且破坏碎裂，传为贼经。”他认为，以乾嘉诸老之才力，通经史、裕经济、求义理，有何可难？而偏耗精力，务考据训诂，“则岂非舍康庄大道而不由，而好为旁门曲径以自夸其便捷哉！”[49]夏炯批判汉学虽有偏颇之词，但也有切时之论。今文学家魏源批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50]显然也是从经世思想从发的。就连此时的汉学家也批评乾嘉汉学家只务考经，浸淫文字音韻，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51]所以道咸以降，汉学家大都从经学转移到经世致用的学术领域中来。显然，以上诸家批评汉学，非出自汉宋门户，乃经世致用思潮使然。
    当乾嘉汉学盛世刚刚过去之后，方东树便对汉学作全面攻击，但火力鸣后，和者甚寡，攻汉之声，遂音沉响歇，道咸以降反出现了汉学、宋学调和的局面，这是出人之所料的。当时方东树认为汉学之衰落，必待之宋学之复兴，他说：“考证汉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必翻然厌之矣，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矣。……如弋者之张罗于路歧也，会鸟之倦而还者必入之矣。”[52]但“倦鸟”并未返之宋学，对此，钱穆先生曾有论述，他说：“陈兰甫起于粤，倡为郑朱同归之学，亦所以防倦返者之归于陆王也。今文学派则转而治《春秋》以发明微言大义为标帜，而德清戴望子高倡为颜李，凡此皆倦鸟也。惟均不归陆王，植之言卒不验。是盖乾嘉尚实博证之风，尚有其宰剥牢笼之力，使后之来者，虽变不能脱其樊。倦鸟之飏不厉，囿阱之防尚密，此亦道咸以下学术风气回翔往复终不能一变故昔之所由也。”[53]道咸以降，学者未返之宋学，代之而起者乃今文学之兴起，使学者由东汉之学上溯西汉之学，公羊学披靡一时，“是学也，亦为汉学，而无训诂之琐碎；亦言义理，而无理学之空疏。适中清儒厌钻故纸而不忍遽弃故纸，菲薄宋儒而又思求义理之心情。……由是而平章朝政，由是而试议改革，皆据圣经贤传以立论，而又莫便于公羊，于是公羊之学，披靡一世矣。”[54]其实，学者未返之宋学，与理学自身价值也有密切关系，方东树、夏炯、姚莹批判汉学无益于世，但理学又何尝能补世救国？宋明理学空谈性命，无益经世，早在清初就遭针砭。何况理学已被宋明人明道析理已尽，清人已再无大发明和创论，至使斯学弗彰，而实学以兴。晚清时代，理学只在湖湘间渐次复活，但此时理学已是力图调和汉、宋二学，黜浮尚实，不为门户之争，但求经世致用。此时汉学家亦不以探颐索隐为能，搜奇嗜琐为博，而是吸收宋学之所长，汲汲振发义理，且有汉、宋兼治之学者。
    晚清理学家力图调和汉学、宋学，以曾国藩为代表，国藩治理学又吸取汉学所长，这从他与其子纪泽书中可以窥见。他说：“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余自憾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而望尔辈为怀祖先生，为伯申氏，则梦寐之际，未尝须臾忘也。”并嘱纪泽要熟读王氏《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等书。在谈到清朝考据诸儒顾、阎、戴、江、钱、秦、段、王等时说：“尔有志读书，不必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对他们的著述，“均不可不涉猎而探讨之。”又说：“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他认为，文章不仅要识古人源流，而要吸收训诂之长：“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则至乐莫大乎是。”在清代诸儒中，对顾炎武、王念孙等极力推崇，对理学家李光地及方苞等反多有微词，在与弟国沅书中说：“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崇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55]曾国藩对汉学之态度，足以代表晚清理学之特征，虽治理学，振发义理，而以汉学实之，不作空疏之言，务图经世致用，与桐城派卫道之习、门户之私，大相径庭。
    此时汉学家亦积极倡导汉、宋二学之互补，主张吸取宋学之所长，如汉学家丁晏治经学，“不掊击宋儒，尝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56]汉学家桂文灿反对为学立门户，认为汉学、宋学宗旨同归，他说：“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学亦同。”[57]汉学家王筠辨汉学、宋学之关系最能洞其纤旨，他认为汉学、宋学都是时代的产物，“汉儒承焚书之后，搜讨于仪文度数至详，此孔门博文之教，非象数无以载义理也。宋儒承汉学明备之后，从而推求其所以然，此孔门约礼之教，非义理无以宰象数也。使汉儒生宋时，亦必汲汲于义理；宋儒生汉时，亦必汲汲于象数。”他认为，汉学、宋学调和是必然趋势，汉学之弊在缴绕破碎，附会穿凿，“即有大力者起而矫之，不复拘牵文义，而求理之所安，此自然之势也。”宋学之弊在蹑空步虚，“有大力者出，即必以汉相补救，又自然之势也。”相反，如不取对方所长，“惟持门户，乃各匿其师之所短，而张其所长，以相与抵牾，使此人互问焉，有不按剑相盻者乎！”王筠认为这种人是治学“最下者”。[58]晚清时期，虽有陈澧、朱一新辈继续论汉学之弊，但皆能实事求是，持论得当，无门户之私和负气之言，“宗宋儒而不废汉学”，属汉宋兼采一派，与桐城派迥异。钱穆先生对此议论道：“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砭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争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目出其成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此实斋、东塾靡不然，若袁简斋、方植之则态度迥异，亦可以窥学者深浅之一端也。”[59]陈澧、朱一新调和汉学、宋学关系的文字不少，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此均有很多征取和论述，此文不再重复。
    综上所述，对清代汉学与宋学之关系，应作具体分析，清代前期无汉学、宋学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但多数汉学家并不排击宋学，此时宋学衰微，治宋学者已少，鲜有宋学家诋汉学，而诋讥汉学者多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等人讨伐汉学，但汉、宋二学调和已成主流，将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概括为党同伐异、仇若水火，岂笃论哉！
    注释：
    [1][16][28][45]《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
    [2]《四库提要》，“经部总叙”。
    [3]《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
    [4]《蕉轩随笔》卷七
    [5][32]《复初斋文集》卷七、卷一一。
    [6]《研经室一集》卷二。
    [7]《“近思录”集注》江序。
    [8]《清经世文编》卷二。
    [9]《亭林诗集》卷四。
    [10][29]《东塾读书记》卷一五。
    [11]《亭林文集》卷三。
    [12]《孟子字义疏证》附，中华书局1982年版。
    [13][18][19]《潜研堂文集》卷八、卷二五、卷一七。
    [14]《述学》内篇一。
    [15]《戴震文集》卷九。
    [17]《十七史商榷》卷六四。
    [20]《越缦堂读书记》，“国朝汉学师承记”条。
    [21]梁启超《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
    [22][24][25]《国朝宋学渊源记》，达三序、卷上、卷下。
    [23]《经解入门》，“汉宋门户异同”节。
    [26]《雕菰集》卷一二。
    [27][56][57]《清史列传》卷六九。
    [30]《訄书》，“清儒”第二。
    [31]《袁枚与乾嘉考据学》，《文学月刊》93年第一期。
    [33][35]《惜抱轩文后集》卷一、卷三。
    [34][36]《惜抱轩文集》卷七、卷六。
    [37]《方苞集》卷六。
    [38][46]《清人文集别录》卷四、卷一三。
    [39][41]《碑传集补》卷四七。
    [40]《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三。
    [42]《郎潜纪闻二笔》卷七。
    [43]《清史稿》卷四八六。
    [44]《汉学商兑》序例、卷中。
    [47]《东溟文外集》卷一。
    [48]《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页。
    [49]转引自《汪辟疆文集》，“夏炯学术”条。
    [50]《魏源集》上册，“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51]《落帆楼文稿》卷八。
    [52]《仪卫轩文集》卷一。
    [53][5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第一三章。
    [54]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湾广文书局版，第222-223页。
    [55]《曾国藩家书》，湖南大学出版社。第452、457、468、509、369页。
    [58]《清诒堂文集》，“问经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