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永乐一朝，大明帝国进入全盛时期，除了正常的统治活动外，成祖朱棣致力于进一步开创和扩张，二十二年中举行了许多前所未有规模巨大的活动，北征蒙古，南击交趾，远航西洋，迁都北京等等，整个永乐时期的国务活动十分频繁，事情多，摊子大，最高统治者的行政负担也是相当沉重的。朱棣一人难以应付，他离京期间必须有人主持明朝的日常政务，这件事自然地落到了当时太子朱高炽的身上。永乐二年，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永乐七年即受命监国，从此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曾六次离开京师，离京期间一律由皇太子朱高炽监国。第一次是永乐七年二月，朱棣离京北征，至永乐八年十一月还京，前后将近两年；第二次是永乐十一年二月，朱棣再次离京北征，至永乐十四年十月还京，前后将近四年；第三次是永乐十五年三月，朱棣出巡北京，朱高炽则于永乐十八年年底由南京赶赴北京，前后将近四年；第四、第五和第六次，则是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即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然每次离京仅有几个月，但晚年的朱棣重病缠身，长期不能临朝理政，“中外事悉启太子处分”，朝中绝大部分政务都由太子高炽来处理〔1〕。 前后算起来，太子高炽监国至少在13年以上，占永乐一朝二十二年中的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永乐中后期的重要统治者。他长期负责处理大明帝国的日常政务，是当时地位仅次于朱棣的朝廷常务负责人。朱高炽监国期间，日常政务的范围较为宽泛，内容较为繁杂，大致有以下几项：明廷中央和地方以及军队中下级官员的任免升调，如提升各地县级教谕等官员为中央六科给事中，提升进士、监生为监察御史，调各道监察御史为中央各部门官员，调六科给事中为各地按察司佥事，提升颇有政绩的知州、知县为该地的按察司副使、佥事等等；根据礼部的请求任命考试官，以会试全国的举人；审理和裁决案件，功臣犯法等重要案件责成司法部门审理清楚，上报皇帝。其余的普通案件基本上可以全权处理；批准已故军中中下级官员的子弟承袭职位；负责派人了解灾区的灾情，核实逃疾死亡灾民和户绝荒田的数额，免除赋税，并调发粮食赈济灾民；批准开煎四川等地的井盐；批准设立新的地方专门职能机构，如设立贵州僧纲司、河南卫河提举司、陕西茶马司等；奉皇帝之命，派人督运粮饷以供北征之用；批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事宜，接受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贡，并赐予袭衣钞币等物品，任命其中的一部分人为当地官员；负责派人出巡河道、督运物资，修复仓库、堤堰，疏通淤河，增设渡口；代替皇帝行祭祀之礼，如祭太社、太稷、享太庙，祭天地、太岁，祭风云雷雨诸神，省牲于南郊等等。《明太宗实录》的有关记载很多，永乐七年以后即朱高炽监国以后的《明太宗实录》，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炽本人的《实录》。史称“东宫监国，朝无废事”〔2〕。 说明永乐中后期朱高炽在东宫官属的辅助下，以其日渐成熟的行政才干和经验，曾代替朱棣长期主政，是成祖朱棣的主要助手。朱棣的一系列开创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朱高炽的支持与配合。否则，这些活动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史称高炽“名为监国，实则御宇”〔3〕，未免有些过份， 但事实证明高炽的确是胜任监国之职的，除了得到东宫官属的拥戴之外，还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老皇帝朱棣的肯定与支持。在明代的历史上，皇帝在位时能够监国的太子极少，而能够与皇帝在政治上长期分工合作的皇太子，也只有朱高炽一人。
    从整个永乐时期来看，朱棣与朱高炽二人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充当的角色也不同，由于军国重务的决策大权由朱棣掌握，高炽只负责日常政务，因此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朱棣是主角，朱高炽只是配角。尽管永乐后期朱棣在北征途中几次明确表示，要将军国重务全部交予高炽处理，太子高炽的权力和地位也比永乐中期有所提高，但二人在统治集团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并未改变，二人分工合作的政治格局也未根本改变。由于权力之争和心理因素，朱棣曾经不断地打击和限制太子高炽的势力，听信谗言，关杀东宫官属。高炽在表面上被动应付、逆来顺受，实际上则是以退为进，有意识地避免与朱棣的权力冲突，保住自己监国的地位，从而维持在政治上与朱棣的分工合作。大明帝国于永乐时期进入全盛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二人分工合作成功的结果，其中成祖朱棣为此做出过主要贡献，当时的太子高炽也为此做出过重要贡献。
    （二）
    朱元璋称帝的洪武时期，是大明帝国的创业阶段，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重大活动，都在这一时期进行并完成。洪武之后的建文时期，则为大明帝国的守成阶段，表现为基本结束了开拓性活动，对前一时期的局势加以巩固和稳定，同时加以调整和完善，削弱藩王的势力，减轻和均平江南的重赋，提高文臣的权势等等。朱棣“靖难”成功，夺了侄儿的皇位，打断了建文时期的守成进程，进行了明代第一次创业活动：五次北征蒙古，四次出兵安南，组织大规模的武装贸易舰队六次远航西洋，大规模扩建北京并迁都于此等等。应该说，这些活动本身是富有积极意义的，如北征蒙古即为明朝的积极防御性战争，保障了边境及内地的安全；远航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同时也加强了明朝同沿途各国的友好往来；迁都北京，则加强了明朝北部的国防力量。但这些活动的规模、时间和消耗却都是空前的，四项活动同时并举，遂使大明帝国处于严重的国力超负荷状态。营建北京的活动前后长达十几年，其规模是相当庞大的，对过去元代的北平全城加以改建和扩建，为此征集了一支由工匠、士兵、普通百姓和苦役囚犯组成的劳动大军，具体人数不详，但至少有数十万。同时，明廷还从全国各地包括新吞并的安南征用建筑材料，例如从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四川等地组织大规模的伐木和运木活动。为了维持营建北京人员和北部驻军的粮食供应，明廷不得不从南方产粮区向北方运送大量的粮食，运送的代价是较为惊人的。远航西洋的活动具有海上探险的性质，这项活动的先声是元代较为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永乐时期，朱棣命郑和组织了六次规模空前的远航活动，每次都有近三万人参加，大小船只百余艘，尽管每次都从国外带回大量的珍宝奇兽，但耗费却大大超过出国所得。对安南的用兵，则是赤裸裸的对外扩张和武力征服。前后四次大规模地出兵安南，加上平时在安南的军事行动，明朝损失了数十万军队，粮饷和军费的损失达百万以上，而运输和征调的费用尚未计算在内。不仅如此，明朝每年还要调运大批粮食来供应安南当地百姓的生活之需，调运的数量超过了当时南北二京之需。五次北征蒙古，更是明朝永乐时期消耗最大的军事行动。此前已有丘福的十万大军败没于北地，朱棣五次亲征，每次都动用数十万军队，还有大量的车辆人伕运粮，几次战役的重大消耗使“戎马资储十丧八九”〔4〕明朝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了。
    除了上述四项重大活动外，还有营建天寿山皇陵、镇压各地的小规模动乱和起义等活动，也是明廷一项不小的负担。加上许多省份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百姓的生活已相当困苦。到了永乐末年，国家和百姓的经济、劳役负担都是异常严重的，据有人估算，永乐时期一切活动的费用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明廷采取无偿征用材料和劳动力、军屯等形式，迫使平民百姓为国家提供无偿的服务，以此来弥补各项活动中的大量亏损。
    当时明朝统治阶级上层参与决策的一些人也已经看清了上述局势，他们不同程度地反对朱棣那些规模空前、消耗巨大的开创性活动，逐渐形成了以夏原吉等人为首的务实守成派。但朱棣一意孤行，并用血腥手段打击和镇压反对派，一心要把代价昂贵的开创性活动进行到底。太子高炽及其东宫官属虽未明确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朱棣的开创性活动，并且在监国期间还曾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支持和配合，但高炽并非这些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不仅对日趋严重的超负荷状态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在处理日常政务时，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些尚宽的政策，对于缓解当时的超负荷状态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除了整个国力日益超于超负荷状态之外，永乐一朝的政治风气也颇有洪武时期的遗风。朱棣在即位初期曾大批屠杀建文忠臣，后来又长期纵容和支持陈瑛等一批奸佞之臣，大肆迫害和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以及不合作者。高炽多次受命监国，手中握有很大一部分实权，周围又有一批实权人物的辅佐，因而其政治势力不断上升，成为仅次于朱棣的第二号人物。这样一来，自然会使雄猜多疑、权欲极强的朱棣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朱棣便对高炽采取限制和防范的措施，有意听信和纵容高煦等人的诬陷，不断寻衅关押和诛杀太子的东宫官属，以打击和削弱太子的政治势力，巩固和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解缙、马京、黄淮、杨溥、梁潜、周冕等一大批东宫官属以及与太子高炽关系密切的朝臣，都成为这种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面对朱棣的猜疑和打击，高炽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极力避免与父皇朱棣发生冲突，善于伪装忍耐，平素言行谨慎，将痛苦和不满深埋心底。自从他督责刘观受到朱棣的训斥之后，高炽再也没去触动朱棣的宠臣；官属遭到关押和诛杀，他明知其冤，却未出一言相救；处理日常政务时，凡是与父皇朱棣有关之事，高炽不是极少过问，就是留给朱棣亲自处理；日常生活中，高炽更是极少表露出对权力和政治的追求与兴趣，他体态臃肿，又身着宽松肥大的衣服，几乎整日与文人学者杨士奇、王汝玉等人谈论诗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清心寡欲、热心学问的胖书呆子。高炽所做的这一切，或多或少地减轻了朱棣对他的恶感与偏见，也逐渐获得了朝中重臣的同情与支持。他凭借自己的心计和毅力，顶住了朱棣、高煦的打击和压力，处理了大量的日常政务，既保住了自己的太子地位，也维护了永乐朝中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不论是政治上的不正常环境，还是国力上的超负荷状态，对于明朝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统治都是极为不利的，急需得到扭转和改变。成祖朱棣是“始作俑者”，不可能否定自己；继往的朱高炽自然地承担起拨乱反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