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只有七年。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即位。这时，陕、甘地区农民起义已经爆发。明政府感到东、西两面同时用后，力量不足，为了先平息内乱，在崇祯皇帝默许下，兵部授意袁崇焕暗中与金接触，试探和议。崇祯二年（1629年），金天聪三年，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暗中进行的和议谈判破裂。皇太极致书明大臣，把“不肯息兵”的责任全推给明。[11]接着，金兵大举攻明：冬十月戊寅（二十七日），攻入大安口，破遵化、三屯营，越蓟州（今河北蓟县）而西，十一月十九日（1630年1月2日）直迫北京广渠门外。[12]袁崇焕千里赴救，以九千骑由闻道入援京师，结营广渠门外，与金兵鏖战。皇太极环阅北京城，命投降太监某某入城劝降。后金行使反间计，散布流言，说金与袁崇焕之间有密约，袁引金兵入内，将胁迫明朝皇帝为城下之盟。崇祯皇帝朱由检中计，将袁崇焕逮捕刑讯，以谋叛罪论死，活剐于市。[13]。
    后金统治者为进一步对明作战，用武力压服了蒙古，撤除了明的屏藩；另外，加紧整顿内部，强化专制统治。皇太极下令仿照明朝的封建政治制度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具有内阁形式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并命令满、汉、蒙官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均须学习汉文书籍，不许姑息容隐，否则其父兄不许披甲随征[14]；随后，宣布在沈阳开科取士。金统治者还采用各种办法大量招降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
    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上皇帝尊号时，特意以满、蒙、汉官的代表分别捧着满、蒙、汉文表章劝进，表示清的皇帝是受各族拥戴的共主，借以加强其覆灭明朝、取而代之的政治号召力量。
    以后，清兵不断大举深入明内地，俘虏大量人口，给明统治地区造成了极大危害。例如：清崇德元年（1636年），阿济格率清兵越独石口，入居庸关，过昌平，逼北京，过保定，共俘虏人畜十九万五千零五十[15]；崇德三年（1638年），多尔衮、岳託分兵两路，深入明直隶、河南、山东等地方州县，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一说“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有三”）[16]；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领兵进入长城内，“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17]
    战争，就其本质来说，是某一阶级某一政治集团以暴力手段施行的政治的继续。一切战争，都是与产生这一战争的政治制度不可分的。没有超阶级的政治，也没有不含有政治目的的战争。既然如此，那么，明与金（清）之间一系列的战争，是在怎样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展开的？它与明末农民大起义又有甚么关系？
    历史告诉我们，金建立之前，建州女真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金建立之后，努尔哈赤时期，女真族的奴隶制度有了显著的发展。金改国号为清后，皇太极时期，满族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18]而这个时候的明朝，已走向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金（清）和明相比，要富有生气得多；金（清）统治者也不像明统治者那样暮气沉沉、昏庸腐朽。但是，这两个政权，不论是金（清）也罢，还是明也罢，都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专政机器。明与金（清）的矛盾和战争，只是由于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引起，并非两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战争。
    明政府处理国内兄弟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是十分错误的，是最初造成满、汉统治集团之间纷争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始至终，明政府对待建州女真的政策是：
    以利禄作为笼络手段，分别授给女真各部头目以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并开关设市，许其“朝贡”贸易。这样，就使得女真各部首领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而又不得不依赖明朝；在政治上向明表示臣服，回头又凭借明的势力奴役、剥削本族人民。明统治者通过这些办法，“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19]从而达到所谓的“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类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20]的可鄙目的。在这种政策思想指导下，明朝皇室贪婪地向女真各部榨取大量貂、猞猁狲等珍贵皮毛和马匹；甚至还经常派遣内官率领庞大的采捕军，直接到女真族人民居住地区，捕捉海东青[21]、土豹（即猞猁狲）等猛禽、珍兽，供宫廷玩乐、享用，因而激起女真族人民普遍仇恨。明朝的官吏、商人，也常假借互市为名，欺压女真人，对他们敲榨勒索，巧取豪夺。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禁绝建州女真互市，使他们准备出售与明的特产--人参，两年内腐烂达十余万斤。巡按都御史郭光复派遣辽阳材官萧伯芝，责问努尔哈赤为何不向明廷进贡蜂蜜；萧伯芝冒充天使，蟒衣玉带，装腔作势，态度傲慢，使得努尔哈赤恨之入骨。以上事例，不成问题，曲均在明。女真统治者就往往借此为理由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口实。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问题的另一面。造成明与金（清）关系紧张的原因，明统治者有责任，女真统治者也有责任。尤其是后金的力量强大后更是如此。事情绝不完全像努尔哈赤所说，由于明对女真“苦害侵凌，千态莫状”，[22]金才以“七大恨”告天攻明。这里仅举一例，即可揭穿其谎言。努尔哈赤兴兵不久，明统治者派人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农民，努尔哈赤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派兵到会安堡也杀死一些明的农民，并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杀死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23]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努尔哈赤此刻的态度是相当强横的。所谓“七大恨”，说穿了，只不过是女真贵族发动战争所散布的烟幕而已。其实，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早就对明存有觊觎之心。把族名“建州女真”改称“满洲”，国名“金”改称为“清”，实际就已经公开暴露了女真贵族兴师打仗的真正意图。
    女真贵族之所以要改族名“建州女真”为“满洲”，其理由如下：
    从消极方面讲，“建州”为明设置之卫所名称，“女真”为一种族名称；皇太极统治时期，在其统治地区内，不仅有女真人，而且还有蒙古人、汉人、朝鲜人，若仍继续使用“建州女真”一名，一则怕“女真”二字会引起汉人对历史上宋、金对峙关系的痛苦回忆，再则怕“建州”二字会引起蒙古人、朝鲜人对金、明臣属关系的联想而产生轻视心理，故在女真贵族看来，非改族名不可。另外，从积极方面讲，“满洲”，系“曼殊”、“文殊”、“满珠”之音转。“曼殊”，汉语为“妙吉祥”的意思，是当时西藏、蒙古、女真、朝鲜等族人民都很熟悉的一种尊号，改“建州女真”为“满洲”，显然可以看出，这是女真贵族为了争夺天下、加强和各族的关系从政治上来考虑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女真贵族之所以要改国名“金”为“清”，其理由如下：
    从消极方面讲，与改族名之消极用意相同，数百年前，宋、金对立的历史，犹在汉人记忆中，改“金”为“清”，可以缓和其统治区内汉人思想上的对立情绪。另外，从积极方面讲，“金”是袭用前代称号，不合开国气象。再者，“金”国名称之由来，乃起源于古地名金源，带有偏于一隅的地方色彩，若作为一个代表全国性政权的国号而言，显然很不合适。“金”、“清”二字读音相近，改“金”为“清”，容易使其统治区内人民接受，而且“清”字含有“廓清”、“扫清”之意义，此点正好符合女真贵族兴兵灭明、统一天下的思想。[24]
    当明与金（清）的关系发展到作为两个政权对立的阶段时，其矛盾的性质业已改变，已不再是中央政府对待地方政策当与不当的问题，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权谁消灭谁的问题；不论是明，还是金（清），都各自代表少数统治者的利益，都不能代表广大人民，因此这两个政权的斗争，是非曲直难以用一般标准衡量，通常是：胜者为是，败者为非；胜者一切有理，败者全盘皆错。
    金（清）为了对明作战，对其统治下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据《朝鲜仁祖实录》卷四十一讲，当时辽阳、沈阳地区的农民，“一年所收之谷，尽入于八高山（八旗）之家，贫不能自食。”又据王氏《东华录》“天聪”卷一及《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八讲，知在金（清）统治下，人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仅在清崇德元年（1636年）一年里，在通往明和朝鲜的几个河口关隘上，就截住了逃亡者一千多人，其未被截获者当然还不少。
    当女真贵族更改族名、国名的时候，在明统治区内，正是农民革命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明统治者一方面要对金（清）作战，一方面要全力镇压农民军，在军费开支上，有对金（清）作战的所谓“辽饷”、以及镇压农民军的所谓“剿饷”和“练饷”，“三饷”的加派，使劳动人民苦不堪言。一度，明与女真贵族之间曾有过暗中勾结、密谋和议之事。天启时，袁崇焕和皇太极曾有信使往来，秘密议和。崇祯时，朱由检指示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清贵族暗中接洽，进行和谈，“手诏往返者数十”，后因密谋泄露，引起朝臣议论，反杀陈新甲以掩饰。[25]
    在金（清）统治者和农民军两面夹攻之下，明统治者深感招架困难，力不从心，处境十分狼狈。一位曾经目睹明末局势变化的学者--夏允彝在他所著《幸存录》一书中这样说：明政府兵力，每每分散以御农民军；农民战争紧急，则调边兵征剿农民军；清军紧急，又撤征剿农民军之兵以御清军。终至清军、农民军、官军三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26]
    起初，明统治集团在面对清军和农民军两大势力威逼之下，曾对当前形势作过轻重缓急的分析，主张先专心剿灭农民军，然后再养全力以制清。兵部为此上奏皇帝，疏陈方策，说：“一曰‘灭奴’（指对付清统治者，下同），先‘灭寇’（指对付农民军，下同）。逆奴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臣以为寇非等于奴，寇祸更速于奴。为今之计，心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27]如上所说，不难看出，不管明军与金（清）八骑兵之间斗争如何激烈，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满、汉整个民族之间进行，而只是在汉族统治者与在政治上被排挤的满族统治者之间进行。
    明末农民起义，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当金（清）统治者在山海关外节节取得胜利之时，也正是山海关内农民革命如疾风暴雨迅速发展之时。金（清）对明的战争，牵制了明军一部分主力，耗损了明统治者一部分财力、物力，客观上有利于农民军的发展；反过来，农民军在关内一次一次给明统治者沉重打击，客观上也为金（清）的发展带来了可趁之机。清入关之前，虽然没有直接和农民军发生冲突，但潜在的矛盾仍然存在；一旦两军在山海关前相遇，满洲贵族所暴露出来的狰狞面孔和残酷手段，与明统治者相比，丝毫没有甚么两样。
    注释：
    [1]见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五、第三十九页。
    [2]以上所引，见《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十、第二十九页，及卷十一、第四十九页。
    [3]《辽东志》卷七，《艺文·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会陈边务疏》。
    [4]《满洲实录》卷二；“抚顺、清河、宽甸、靉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5]《明史》卷九十《兵志二》谓建州右卫设于永乐十年（1412年），但“建州左卫”这个名称开始见于《明实录》则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二月壬午。猛哥帖木儿升为都督佥事（正二品）在宣德元年（1426年），升为右都督（正一品）为宣德八年（1433年）。
    [6]分设建州右卫在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
    [7]以上规定，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杨宗伯奏疏》，并参看《辽东志》卷二《建置》。
    [8]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9]《明经世文编》卷四八○，第五二八二页。
    [10]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事在天启五年（1625年）；王化贞直到熊廷弼被杀后七年，始论罪伏诛。
    [11]《满洲秘档》，《太宗再致明国大臣书》。
    [12]金兵入大安口日期，见《明史》卷二十三；直迫北京广渠门日期，见屈大均著《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
    [13]袁崇焕被杀，《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谓在崇祯三年四月，《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谓在崇祯三年八月。
    [14]《满洲秘档》，《太宗谕金、汉、蒙官子弟读书》。
    [15]《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七月辛酉载，俘获人畜共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同书，卷三十一，崇德元年九月乙卯载，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此处所说俘获人畜数，系指崇德元年七、九两月而言。
    [16]同上书，卷四十五，崇德四年三月丙寅。
    [17]同上书，卷六十四。
    [18]参阅1962年第六期《历史研究》，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明清史》、《中国史纲要》等书之有关部分。
    [19]《皇明经济文录》卷三十四，《蓟州编·女直考》。
    [20]《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五二八七页。
    [21]海东青是一种能捕天鹅的猛禽。《元史·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之下注云：“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俎篇》云：“海东青，鹘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能得头鹅者，元朝宫里赏钞五十锭。”
    [22]《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23]《太祖武皇帝实录》二，一十四页。
    [24]以上说法，参看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十八章及朱希祖《后金国汗姓氏考》一文，并加以己意写成。
    [25]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有关袁崇焕与金国汗往来之书信，以及《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26]夏允彝《幸存录》卷之一《东夷大略》（我所见到的《幸存录》，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有两种，一种无卷次，一种有卷次，两种钞本个别文字有出入）：“我之兵力，每以御（一作“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虏急，又撤（一作“辍”）剿寇之兵以御虏。卒之三（一作“二”，“二”指寇、虏，“三”指寇、虏、兵）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2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崇祯九年《兵部为恭陈六要等事》。
    【参考文献】
    1.《明实录》
    2.《清实录》
    3.《满洲实录》
    4.《明经世文编》
    5.《辽东志》
    6.《幸存录》
    7.孟森：《明元清系通纪》
    8.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载《历史研究》19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