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相当密切。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高丽王朝，统一了朝鲜半岛；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宋朝。此后，宋朝与高丽互通聘使，交往密切。而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随着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
    据文献记载，宋朝与高丽均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高丽"国人好佛法"，仅京城"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1]宋太祖建宋后，虽不像前代如梁武帝、隋文帝那样优待佛教，但也一改后周世宗柴荣的禁佛政策，修复寺院，于皇宫内召集天下高僧，赐以紫衣，并遣僧侣去西域求法。继太祖登位的宋太宗致力于翻译佛经，建译经院和印经院，普及佛教经典，并在宫中设道摗，亲自受菩萨戒。宋真宗命在京师太平兴国寺设奉先甘露戒台，同时在国内设72所戒台等。由于得到宋朝皇帝的礼遇和重视，宋初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此促进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宋朝建立之初，宋与高丽间的佛教交流就已在进行。宋初，高丽僧人义通"来游中国"，开宝元年（968）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漕使顾永徽舍宅为义通道所"，称"传教院"，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廷赐寺额曰："宝云"。义通在此"敷扬教观，几二十年"，名声"振誉中国"。于端拱元年（988）十月"右胁而化，年六十二"。[2]此后，高丽僧侣不断渡海入宋，或求法、或求佛典，或游拜圣迹。
    在宋初，宋丽佛教交流的一大特色是高丽人通过多种途径在宋境内搜集、购买佛教经典并传送回高丽，以满足高丽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的需求。
    宋朝以前，中国佛籍就已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半岛。高丽建国后，对佛藏的收藏工作更为重视，如公元928年，新罗僧人洪庆从中国福建"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高丽国王王建"亲迎之，置于帝释院"。[3]宋朝建立后，随着文化发展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完善，宋朝政府于开宝四年在四川成都开雕印刷了《大藏经》儴称《开宝藏》）6000余卷，于太平兴国八年完工，凡历13年而告成。这是《大藏经》的首次雕版印刷，成为世界印刷史和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举。此后，其他佛籍经疏著述也陆续刻印出版，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给佛学研究和佛教普及带来便利。因此，"好佛法"的高丽人在《开宝藏》完工不久，就闻讯遣使臣入宋，求宋廷赐予《大藏经》。当时，高丽王王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至端拱二年，高丽又"遣使来贡"，于是宋廷赐予《大藏经》，"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4]此为雕版印本《大藏经》首次传入高丽。此后，高丽又多次向宋廷求购《藏经》，宋廷基本上都满足其请求：
    淳化二年（99），高丽使臣韩彦恭来贡，并"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宋太宗亲撰）《秘藏诠》、《逍遥》《莲华心轮》赐之"[5]。这部《藏经》共有"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6]
    天禧三年（1019），高丽进奉使崔元信来贡，"又进中布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7]
    乾兴元年（1022），高丽贡使韩祚还，宋廷"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8]
    据史书记载，高丽自宋朝求得《大藏经》共有7部，其中宋初流入高丽的就有4部之多，（其余3部《大藏经》情况详见后文）。
    当宋版《大藏经》运到高丽时，高丽人常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以迎接之。如淳化三年韩彦恭携《大藏经》还高丽，"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谈，下教赦"境内，并"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9]
    宋版《大藏经》传入高丽，促进了高丽佛教文化的发展。在高丽显王时，开始雕印《高丽大藏经》，至天圣七年（1029）完成，其内容主要根据宋《开宝藏》复刻。《高丽藏》的雕版印刷，标志着高丽佛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