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列国君主选相的标准
    列国君主按照何种标准选相，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战国时期的社会舆论认为选相应当强调人选的真才实学。战国后期著名的术士鲁仲连认为取相不必讲究其地位和德行。他曾以管仲为例说明此事，谓“管仲射桓公中钩，篡也；遗公子纠而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乡里不能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终穷抑，幽囚而不出，惭耻而不见，穷年没寿，不免为辱贱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过，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注：《战国策·齐策六》。）。
    另外，各国还比较看重人选的威望和影响，一般要选择有威望的贤达者任相职。可是，更为重要的标准在于能为君主所控制利用，如果其人不能为君主所控制，那么即使是一位人才，君主也不任用其为相。例如，魏人名如耳者，有术士举荐他，说得卫嗣君连连称是，但是卫嗣君还是不任用他，卫嗣君的理由便是“如耳，万乘之相也，外有大国之意，其心不在卫，虽辨智，亦不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可见对于君主能够言听计从，是选相的重要标准之一。关于相职的人选，荀子曾经列入多项条件，其第一项就是“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注：《荀子·君道》。）。
    实际政治经验，也是战国时人所提到的选相标准中的重要内容。相传，齐人曾经讨论公孙亶回虽有“圣相”之才，却被任命为州部小官的问题。认为他“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注：《韩非子·问田》。），假若国君只为其花言巧语所动，而不用低级的职务来考察他而直接任其为相，那么就会有“失政亡国”的危险。《荀子·君道》篇所论选相标准的“知好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等，都可以列入人选的实际经验的范畴。战国时期一些国家的守相、假相，均指代理之相，其中含有先进行试用，看其实际经验如何，然后再正式任命的用意。
    三战国时期相权的影响与将、相间的矛盾
    在战国时期的国家政治体制当中，相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注：战国时期相的权力颇大，就连为相服务的人员也有一定影响。战国时期周共王的庶子争立时，其庶子名公若者便施展计谋，派遣人员对可以施影响于周君的楚国相御展子和啬夫空说如果公若没有被立为太子，他就会继续留在宫中，“居中不便于相国”（《战国策·东周策》）。楚相果然施加影响，使周君立公若为太子。驾车的驭手和小臣啬夫正是通过向楚相进言而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韩非子说：“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负责相室的典谒人员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正是相权膨胀的一个表现。），甚至可以视为一个国家的代表。韩相昭献在阳翟的时候，东周君欲派周的相国前往，术士即向东周君进谏说：“今昭献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国往，若其王在阳翟，主君将令谁往？”（注：《战国策·东周策》。）其意谓周的相国应当与韩王相会见，而会见昭献之事不必由周的相国亲自前往。实际是肯定相国地位的重要。在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中，相应当是国君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它大臣的地位要在其下，并且为其所统辖。如果有地位与之相当的大臣，就会给国家带来危机，所以韩非子将“廷有拟相之臣”（注：《韩非子·说疑》。）列为对于国家有严重危害的四种情况之一。
    需要看到的一点是，在战国时期各国君权已经相当强大并且形成牢固根基的时候，若欲步春秋战国之际卿权蜕变为君权的后尘，已经是此路不通。燕国内乱的事情即为重要例证。战国后期，“子之相燕，贵重主断，……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注：《战国策·燕策一》。），最后子之被杀，燕昭王继立，君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燕国内乱之事原因相当复杂，但君权与相权的纠葛，为一重要因素则可肯定。《战国策·中山策》所提到的“三相中山”的司马喜，据专家研究就是彝铭所见中山王诸器铭文的“相邦賙”。中山王曾经对他大加赞扬，说“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賙，克顺克俾，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左右寡人，使知社稷之任，臣宗之义，夙夜不懈，以导寡人”（注：《中山王鼎》铭文。）。相邦賙也信誓旦旦地说：“为人臣而反臣其宗，不祥莫大焉。”（注：《中山王方壶》铭文。）种种迹象表明，中山国之相司马喜虽然权势很大，但尚无谋篡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燕相子之为王之后“邦亡身死”的鉴戒。司马喜说，子之原为燕相，一跃而为国君，“将与吾君并立于世，齿长于会同，则臣不忍见也。賙愿从在大夫，以靖燕疆，是以身蒙囗胄，以诛不顺。燕故君子哙，新君子之，不用礼义，不辨逆顺，故邦亡身死，曾亡一夫之救。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体，休有成功”（注：《中山王方壶》铭文。）。可以推测，战国后期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君臣之位，上下之体”的政治体制已经确立，若随意变动，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危难时没有“一夫之救”，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各国之相，有些权势赫然者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将国君的宝座随意攫为己有，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各国的相多负责文职事务，管理外交和内政，但在名义上又是统筹国家全部事务的大臣，因此相与统兵征战的将就时常发生矛盾和纷争。在军事征伐任务繁重的时候，有的国家或以武将为相或“假相”，赵国曾以乐毅为相，廉颇为“假相国”，赵国大将武襄君也曾经一度担任“假相”。这类集将、相职权于一身的人物，拥有很大权势，虽然有利于军事，但是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毕竟不妥。所以战国时期这类人物并不多见。各国政治中，将相矛盾的情况多有所见，赵国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虽为千古美谈，但那是双方长期矛盾、磨合后的结果。战国中期，齐国“成侯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不相说（悦）”，在田忌立有重大战功的时候，邹忌即派人装作田忌手下的人到市场上找卜人占卦，谓“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否”。邹忌即派人将卜者逮捕，送交齐王处，以“证明”田忌确有图谋不轨之心，致使“田忌遂走”（注：《战国策·齐策一》。）。可见相与将的斗争十分尖锐。公孙衍担任魏将的时候，不满意魏相田繻，术士即为公孙衍而向魏王进谏说：“王独不见夫服牛以骖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故用之也；而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也。牛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国必伤矣！”（注：《战国策·魏策一》。）在一般情况下，相往往通过君主来干预将的事务。所以公孙衍要派人向魏王进言。战国中期，韩傀为韩国之相的时候，与严遂矛盾尖锐，曾经闹到弓拔弩张的地步。史载，“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注：《战国策·韩策二》。）。将相矛盾的情况于国家极为不利，赵相蔺相如对此深有认识，谓将相不和犹如“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对于各国君主而言，如何使将相和睦和控制利用将相以巩固其统治，是重要问题之一。
    关于相权在战国时期的影响，我们还应当指出一点，那就是相权的发展是与“贤”的地位的上升同步的。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社会上对于“贤”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些“贤”者的基本特点是其出身不一定高贵，但一定要有为人称许的较高德操或者是具有较高的学识。例如，战国后期，荀子在各国间有较大影响，有人就向楚国掌权的春申君建议说：“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按即荀子），天下贤人也。君何辞之？”（注：《战国策·楚策四》。）春申君果然派人往请荀子至楚。在各国君主那里任贤者为相是其基本职责之一，就是臣下也不例外，所以有“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无妒而进贤也”（注：《战国策·楚策三》。）。史载李悝往邺地赴任前，魏文侯嘱咐他“入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注：《战国策·魏策一》。）。之所以必须任用贤者为相，是因为贤相对于稳固政治具有极大作用。所谓“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注：《战国策·秦策一》。），“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注：《战国策·秦策三》。），“去邪无疑，任贤勿贰”（注：《战国策·赵策二》引逸《书》。），实为各国统治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