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1期（2000年）：75～82
    China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21 No.1（2000）
    明朝，天文学陷于停滞。在正统年间仿制元朝留下的简仪和浑仪之后，明朝在天文仪器方面很少有什么作为。到16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内地。明末，传教士发现了中国传统仪器的不足，向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的天文仪器（注：关于罗雅谷、汤若望等传教士介绍的天文仪器，参见笔者的《〈崇祯历书〉描述的欧洲天文仪器》，《中国科技典籍研究--第二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论文集》，大象出版社，1999年。）。本文主要讨论欧式仪器的早期试制和使用情况。
    1欧洲式仪器的试制
    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是最先在中国介绍和试制小型欧洲式天文仪器的传教士。他于1578年离开欧洲，1582 年8月抵澳门。这时，第谷的仪器专著尚未问世。
    他在肇庆刊印《山海舆地全图》之后，着手用铜和铁制作天球仪与地球仪，把铜日晷之类的仪器送给与他交往的官员（[1]，182页）。据说，地球仪和天球仪肯定是按照罗马天主教长老会的式样制作的[2]。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他向官员赠送或制作天球仪、地球仪、钟表、日晷、星盘、象限仪和纪限仪等，指导求教者制作天文仪器，还用星盘和其它仪器测定一些地方的地理位置，用象限仪测塔的高度和山谷的深度等（[1]，7、349、352页）。瞿太素师从利玛窦，在韶州用木、铜和银试制天球仪、星盘、象限仪、日晷等仪器（[1]，247页）。
    1598年，利玛窦在南昌结识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王忠铭答应带利玛窦去北京，校正历法中的错误（[1]，272页）。王没能实现他的承诺，但也许正是这件事才促使利玛窦注意中国的历法问题，并为修历搜集天文学书籍。1599年，利玛窦在南京北极阁参观了浑象、浑仪和简仪等。1600年，他在南京结识了中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年）。
    1601年利玛窦等教士终于获得了在北京的居住权。虽然万历帝对他为明朝“制器观象”的意向未予理睬，但他和几位教士仍耐心地扩大欧洲天文学的影响。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在北京又与利玛窦交往，讲求西学。他俩合译的《几何原本》（Euclid, Sto-icheia）前六卷和《测量法义》，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几何学和测量方法[3]。另外， 在李之藻（1565～1630年）的帮助下，利玛窦在1605年编成《乾坤体义》，向读者讲述关于天球和地球的知识。李之藻还为自己制作了天球仪、地球仪和星盘。利玛窦曾在南昌、北京预测过日食或月食，但对推算行星位置和轨道等却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他在1605年5月12 日写信请求罗马方面派“会制定行星逐日行程表”的人来中国[4]。
    北京观象台的旧仪器年久失修，且刻度和结构设计与西法不够协调。传教士带来的小型仪器难以满足修历的精度需要。于是，徐光启在1629年9月8日提出修造仪器的设想：一是修整观象台的中国旧式仪器，二是制造新仪器。为了节省费用，可同时使用铜和廉价的木材制造新仪的小样[5]。5天后，他提出《急用仪象十事》，请求制造下列10种仪器：
    6架七政象限大仪，8尺，铜边木架；
    3架列宿纪限大仪，8尺，铜边木架；
    3架铜平浑悬仪（星盘），圆径8寸，厚4分；
    1架交食仪，用铜木料；
    1架列宿经纬天球仪，用木料油漆；
    1架万国经纬地球仪；
    3具节气时刻平面日晷（石制）；
    3具节气时刻转盘星晷（铜制）；
    3架候时钟（铁制自鸣钟）；
    3架测候七政交食远镜（窥筒，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