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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欧洲式天文仪器的试制与使用(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科技史料》 张柏春 参加讨论

3欧洲式仪器的使用
    虽然明清两朝愿意采用西法修历,但对西法的考验却持续不断。考验的主要方式是观测预推的日食和月食,北京的观测场所主要有观象台、历局、南堂和织女桥畔的内灵台,甚至还有郊外畅春园。
    1631年10月25日,徐光启和历局人员“于历局测日食,用镜二具,一在室中,一在露台。两处所测食分俱得一分半(径分十分)”,经换算得“一分四十二秒,正合于所算食分矣”([9],266~267页)。这是中国天文机构首次用望远镜观测日食。11月8 日又用这种仪器观测月食。此后,望远镜的使用成为惯例。历局所用的望远镜可分辨相距半度(30分)以内的两颗星([5],50页)。桥本敬造认为, 传教士用的望远镜可能是带有开普勒式天文望远镜的装置,而不是视区仅7′15″的伽利略式望远镜[13,14]。
    在添置欧洲式仪器的同时,钦天监仍未放弃原有的中式仪器,中式与欧式仪器兼用的情况持续到1643年以后。《崇祯历书》记录了下列观测实例:
    1639年10月12日,李天经、汤若望等登台观候月食,用新法黄赤全仪,测月体,测毕宿、火星([5],116~117)。 他们所用的全仪应当不是宫中那架。
    1640年12月21日,冬至,旧法用圭表,测得午景长一丈六尺七寸五分;新法用象限仪,测得午正日高26°33′([5],123~124页)。
    1641年4月25日,月食。李天经、汤若望等赴观象台用黄赤经纬、简仪等器观测月食,证明新法的推算比旧法准确([5],125~126页)。当时用立运仪测得月体高二十四度。9月27日,奉旨御前新测, 即用新法黄赤仪器测定极准时刻。以后再发生日食时,复用黄赤仪。
    由于用“罗经小器”不足得天上真子午,改用“悬挂浑仪”、定方铜仪等,使之合真子午,用以测时方准。为了观测预测的日食,李天经在1641年10月29日建议,命汤若望等审定安妥黄赤仪、地平日晷,兼用望远镜,窥日食的食甚、极准时刻等([5],128~129页)。
    1641年11月3日,日食。因阴天,日晷等仪器难以取影, 故李天经等人用简仪。同日,传教士和历局官生到礼部同测,使用了悬挂浑仪和望远镜([5],134页)。
    1643年3月20日,李天经等赴观象台,用简仪、 新法赤道日晷和望远镜测日食。其分秒时刻、起复方位,皆与历局新法所推密合([5],138~139页)。
    入清以后,汤若望等人沿用了明末留下的仪器。1644年9月1日,日食,朝廷要通过观测来比较3种历书推算的精确程度。 汤若望“携远镜并黄赤全仪等器”,“前赴观象台,如法测验”。观测者“将台上璇玑玉衡[指简仪等器]及远臣新法仪器对正妥当,复调理刻漏如法”,开始观测。结果,“《大统历》差有一半,《回回历》差有一个时辰,惟《西洋新法》分秒时刻纤忽不差”([12],870~874页)。朝廷接到内院大学士冯铨9月2日的奏报后,下决心颁行据西洋新法制订的《时宪历》,要求钦天监人员“精习新法,不得怠玩”。翌年2月10日, 汤若望等人再次到观象台用黄赤全仪、简仪等观测月食,结果与预推相合。
    1674年,简仪、黄赤全仪等被南怀仁的仪器取代。望远镜主要用于观测日食、月食的状况和过程,而不是用于测星的方位。在中国,望远镜仅仅是改善观测效果的手段,而没有改变天文学家的观测目的。
    制造仪器的目的是做观测,为编制《崇祯历书》服务。在徐光启的领导下,历局人员为改历而“日算夜测”。那么,观象台和历局的实际观测究竟为《崇祯历书》的星表提供了那些数据?
    据德礼贤(P.M.D'Elia)、桥本敬造和孙小淳等学者考证,《崇祯历书》星表参考了汤若望的老师格林伯格(C.Grieberger)在1612年出版的星表[15] 。 而潘鼐则猜测, 《崇祯历书》的星表似与开普勒(Kepler)的《鲁道夫星表》(Tabulae Rudolphinae,1627)有渊源关系[16]。格林伯格和开普勒的星表均见于北堂书目。无论如何,我们在《崇祯历书》星表中很难找出在中国直接测取的恒星坐标数据。当时仓促制造的仪器恐怕还不足以保证测得比欧洲现成星表更精确、更可靠的数据。当然,在译算星表过程中,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有必要使用新制仪器甚至旧的简仪和浑仪进行观测,以便大致核验欧洲星表的数据和那些由这些星表推得的数据。由于《崇祯历书》星表的数据最小单位为“分”,他们所用仪器的最小刻度可能是1′左右。
    总之,明末和清前期的星表编订主要依靠欧洲现成的星表。钦天监的奏章和传教士的书籍有时声称星表的数据取自“实测”,目的大概是向皇帝和朝廷强调历法编制者做了实实在在的观测工作,历法是可靠的。
    致谢:本文是博士论文《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的一部分。学习和研究是在席泽宗院士和陈久金研究员的指导下进行的,并得到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大众基金和中国科学院留学经费择优支持回国工作基金的资助,以及维快(Welf H.Schnell)博士的鼎力支持。在此,敬向导师、维快博士,以及柏林工大、中科院留学基金会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收稿日期:1999-09-28;
    修回日期:1999-10-15
    基金项目: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大众基金;中国科学院留学经费择优支持回国工作基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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