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望远镜的改造和试制
    汤若望曾向人们展示了从欧洲带来的仪器，1629年刊印了他的《远镜说》。据《帝京景物略》（1635年）记载，北京天主堂内展有“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远近”。这件展出的望远镜很可能是1619年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等人带入中国的。
    1629年9月徐光启在《急用仪象十事》中计划制造3架望远镜。但是，没有材料能说明望远镜制造的起始时间和具体进展情况，估计历局一时还顾不上制造望远镜。1631年10月有历局用望远镜观测日食的记载（[9]，266页），观测者所用的两架望远镜应当是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成品。
    1632年11月22日，徐光启在奏疏中称，要为皇帝装一架望远镜（[5]，27～28页）。这个计划在徐光启去世后仍在实施之中。1634年11月3日，望远镜“鸠工已毕，旦暮进呈”（[5]，48～50页）。是年12 月19日，李天经题：
    “……若夫窥筒，亦名望远镜，……此则远西诸臣罗雅谷、汤若望等从其本国携来而葺饰之，所以呈览者也。”（[5]，52～54页）
    12月22日，李天经奏报，要向皇帝进献刚制成的日晷、星晷。同月28日又进献望远镜及其所附镀金镜架和黄铜附件（[5]，53页）。 两位传教士奉命入宫安装仪器，皇帝后来用这架望远镜观测过日食、月食。由此可以断定，这架最先完成并进呈的望远镜是对欧洲产品加以改造“葺饰”而成的，在中国造的零件属于辅件。它原来也许只是一架较大的折射式望远镜，经汤若望等人改造后成了适合于做天文观测的工具。李天经进献之前的活动表明，他们是在1634年12月23日准备好望远镜的[10]。
    1635年8月24日，历局奉旨制造两架望远镜。汤若望、 罗雅谷等利用从欧洲带来的玻璃，星夜赶制。9月19日， 李天经奏报已经造完望远镜，准备连同镜架等附件进呈（[5]，67～68页）。
    明亡时，汤若望等教士保存了多件测量天象的仪器，而“由西洋带来者居多”[11]。1644年6月27日， 汤若望以“修政历法”的身份向顺治帝报告了在明朝修历的情况，称“十余年来著成创法阐理诸书一百四十余卷，制就星球、星屏、地平日月星晷与夫窥筒机巧等器，尽进御前内廷”（[12]，860页）。同年7月25日，他向顺治帝奏报对9月1日日食的预推结果，称正在补造望远镜和日晷：
    “昨闻臣等进用诸器尽遭流寇所毁，目今交食伊迩，则测验无器。何凭？……惟有臣制窥远镜及地平日晷二器，于日食时用远镜觇其亏复食分，用日晷可以考其亏复时刻。倘临期不依此法窥测，则各法之食分多寡与时刻先后不同之数，又安能证定其疏密哉？臣以晓夜拮据，拟将需用定时、窥测之器另行制造数种进呈撍览。方在精工缮制，不日可以告成。……”（[12]，861～863页）
    次日，皇帝下旨：“其窥测诸器速造进览。”汤若望等人已经有制造望远镜的经验，补造一架主要具有放大功能的望远镜并不太困难。同年8月10日，汤若望上奏，已经制成天球仪、日晷和望远镜：
    “臣殚力精工，悉心料理，今已捐赀制就浑天星球一座、地平日晷并窥远镜各一具。其球上所刻星宿俱按经纬度数点定，各各悉能肖天。至求北极出地高低与各星出没真实时刻等项，无烦再事推算，可以运旋即得也。其地平日晷……
    计开：
    浑天银星球一座（时盘并指时针全）
    镀金地平日晷一具（三角形表并罗经针全）
    窥远镜一具（置镜铜架并螺丝转架各一、木立架一、看日食绢纸壳二）
    舆地屏图六幅
    《诸器用法》一册”（[12]，864～865页）。
    顺治帝次日批示：“这测天仪器，准留览。”很明显，这些仪器是供皇帝在宫中使用的。望远镜的结构和尺寸不详。天球仪是银制的，它的尺寸应当比较小。我们以为，汤若望的举动主要是为了讨好皇帝，使他相信西法比钦天监的旧法精确并允许传教士在华活动。
    1644年11月13日，汤若望上奏，再次请求刊刻历书，并依新法添造地平经纬仪等观测工具：
    “……臣等拟欲请制急用者三器，如浑天星球及地平经纬与黄赤全仪，以为测验七政会合冲照之用。以上书器为费无多，或敕该部措办，或听臣局劝输，陆续造完应用，以成一代鸿谟，以垂万年法式。”（[12]，883页）
    顺治帝命礼部“一并看了来说”。12月7日， 礼部要求开报物料工价。汤若望估计，造黄赤全仪、天球仪的费用“止有千余金”，造地平经纬全仪的工价约增十分之五；若竭力节省，所费约千余金（[12]，889～890页）。仪器是否造成，未见记载，也没有实物留下来。有可能不了了之了。
    根据有关制造和使用的文献描述，我们相信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主持制造的装置多为小型仪器，或者是便于搬运、安装、调整的中型仪器，有的还是简易仪器。他们很可能未曾制成大型的全金属观测仪器。对观象台遗迹的考察也表明，当时台上未增加常设的大型仪器[6]。
    再者，汤若望时期的著作对所造仪器的结构描述不够详细，对制造工艺谈论很少或略而不提。无疑，他们有时需要中国工匠的帮助，还要兼顾中国的天文学传统和文化特点。比如，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合作者在仪器上刻画了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这样的标记，用汉字标数字。
    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伙伴究竟用这些仪器做了些什么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