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76年至今的先秦史研究
    毫无疑义，本时期是先秦史研究开展得最好、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历史研究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从而使先秦史研究无论在理论的创新上，还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此期发表的先秦史论著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为了推动先秦史研究的开展，成立了中国先秦史学会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由它们及其它一些相近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经常举行，促进了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先秦史学界与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亦开展起来。这些都是以往的先秦史研究从未有过的。
    与先秦史有关的理论问题所取得的突破最为显著。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过去长时间开展的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已不再成为先秦史研究的热点。除了“文革”刚结束时各家有一些重申自己过去主张的文章和著述，如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何兹全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1期）外，以后，这样的讨论便基本沉寂下去了。 一些人显然是厌倦于这场讨论的旷日持久而得不出最终结论，因而称再进行这样的讨论为“大而无当”；也有一些人对这场讨论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他们根据古史分期讨论中多数人们对于三代社会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提出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的论点，由是引起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一轮的讨论。与此同时进行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也与此项研究相互关联。这个讨论中引人注目的著作，可以举出张广志的 《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发展必经阶段研究》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及吴大琨、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论文，近年，则有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目前，公开的和实际上赞同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的学者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些人仍然维持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社会的看法，如胡庆钧等人编写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但其论证的方法则与过去有所不同。无论是肯定或否定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学者，其对有关理论的探讨都比过去有所深化，这显然也应当归结为先秦史学界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次，由于破除了在历史研究中单纯注重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弊端，人们在开展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于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生活史和家族史等过去少有人问津的领域，现在成了不少学者首选的课题。一些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的课题，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形式等，更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历史人物，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界的人物，则与这个时期的思想史、学术史一起成为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除继续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外，也开始借鉴西方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某些成果。这在诸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家庭与社会结构等方面运用得更多一些。一些西方学者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 J. Toynbee ）、 考古学家柴尔德（V. G.Childe）、格林·丹尼尔（G. Daniel），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 C.Cluckon）、塞维斯（E. Service ）和华裔学者张光直及他们的著作和论点常为人们所提及，这在“文革”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由于本期先秦史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著述非常之多，以下区分各专题和各时代，对有关成果具体进行分析。
    （一）专题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此课题既涉及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时间，也涉及中国政治组织产生的具体途径。鉴于过去不少西方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把商朝看做是我国文明史的开端，为了扭转这种认识，一些学者依据考古资料提出将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提前的主张。早在“文革”刚结束时，唐兰就根据山东大汶口发现的陶文等资料，提出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时期的主张（《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载《大汶口文化讨论集》，齐鲁书社，1979年）。稍后，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亦根据中国早期出现的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几项因素，提出：／“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看来是很可能实现的。”他并且号召人们“走出疑古时代”，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载《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在他们的倡导下，先秦史学界（包括考古界）兴起了一个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中国国家产生的热潮。有关著作可以举出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光晶的《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以上著作多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由于在一些学者看来，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产生二者在时间上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并且中国早期国家组织并不都是与地域组织的出现相一致的，因此有学者开始借用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早期国家”这个概念，以便将文明初期尚带着浓厚血缘组织的国家形态与以后较为成熟的国家社会区别开来。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即是在这方面努力探讨的结果。不过对于“早期国家”的具体含义，学者间似存在着不同认识。至于对中国早期政治组织即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人们的看法更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谢维扬等人提出在中国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期间有一个酋邦阶段，国家是经由酋邦组织发展而来的论点。然而对于“酋邦”这一来自西方人类学的概念，学者间的认识仍不统一。另外，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看法亦很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