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者对谶纬文化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1]，但后来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独步一时的成就[2]。可喜的是，近年来大陆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3]。谶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秦汉史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已是学者共识。谶纬之说，为何能在汉代盛行一时？除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当时人认为"应验"了的谶语，产生了震摄人心的作用。在本人所见知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薄弱的，欲真正深入研究谶纬文化，就必须正面研究这一问题。避而不谈，无补于事；简单地斥为统治者的骗人之术，亦不足以使人服膺。本文愿意为这一研究的深入，抛砖引玉。
    本文之旨趣，有三点说明：其一，谶纬是汉代神秘文化的核心，对它的研究，不能持神秘主义的态度，而只能持理智的态度；同时，对其中某些目前还难以得到科学解释的现象，也不应该勉强为解，存疑可也。其二，对汉代人已明确认定属于人为编造的政治预言，不管当时曾产生过多大影响，皆不列入研究范围。其三，当代学者已经阐发破译的谶言，本文亦无意复述。
    一、"公孙病已立"与"废昌帝，立公孙"
    这两条谶言，是汉人笃信的应验灵谶。但应在何人之身，却有不同说法。解谶分歧的关键在于对"公孙"的不同理解。
    "公孙病已立"，分见《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和《汉书·眭弘传》。它的来源最为神秘，影响也极为深远。汉昭帝元凤三年，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上林苑中有断枯的大柳树亦自立发芽长叶，并且有虫咬食叶面而成文字"公孙病已立"。这自然成为轰动朝野的一大奇事。当时习《春秋》明灾异的眭弘，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当复兴者也。"应当代汉而兴的公孙氏，眭弘尽管"亦不知其所在"，却有勇气上书汉廷，盛言汉家"有传国之运"，建议朝廷"求索贤人"，禅让帝位。结果，辅政的大将军霍光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将眭弘诛杀。虫咬柳叶竟成语句，实为不可思议之事，且从史籍寻觅，又不见人为编造之迹。对此，我们如不愿以"神秘"相释，只能推断为虫咬痕迹与文字笔划的偶然巧合。
    眭弘虽诛，"公孙病已立"的影响却没有消亡。时隔五年，昭帝死，霍光等人择立昌邑王刘贺继位。不久，霍光又以荒淫无道之罪，废刘贺，改立自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而流寓民间的刘询为皇帝，是为宣帝。奇迹出现了：宣帝本名"病已"，他是已故戾太子之孙，自然可称为"公孙"。这位来自民间的皇帝，随即征召眭弘之子入朝为官，这无疑是为昔日被杀的眭弘平反昭雪。至此，朝野上下，认为五年前的虫咬柳叶文字已经应验了，似乎忘记了眭弘据此推断出的"传国""禅让"之说。这并不难理解，昭宣时代本为西汉盛世，谁事先关注汉政权衰亡之后的问题？但到元帝之后，国家日渐衰败，眭弘当年提出的"传国"之说，再次复活，演化成"再受命"的理论，上演了哀帝自行"改元易号"的闹剧，最终以王莽的代汉而宣告西汉政权的灭亡。王莽败亡后，与柳叶谶有关的"公孙"预言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割据蜀中的公孙述，在称帝之时，援引谶记为依据，首列《河图·录运法》之说："废昌帝，立公孙。"公孙述以"昌"来代表以"火德"自居的汉王朝，以自己的姓氏应谶，在当时很有蛊惑人心的作用。正逐鹿天下的光武帝刘秀，致书公孙述，颇有逸致地探讨谶言的隐含内容："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后汉书·公孙述传》）即是用柳叶谶文的一段既往公案，来解释《录运法》的预言，希望借此以破解公孙述称帝的"天命"依据。
    柳叶谶文出于西汉中叶，《河图·录运法》行世，也远早于公孙述称帝之前，显然，皆非出于后来的当事人妄行编造，而是在某种偶然性巧合的基础上，以曲解和附合的方式，凑成了它的"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