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索史籍，我认为，许芝等魏臣固然有有意利用谶言为政治服务的嫌疑，但把"当塗高"解读为"高阙--魏"，却不是魏臣的发明创作。最早明确作这种解释的，是汉末蜀中名士周舒。史称："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塗高，此何谓也？'舒曰：'当塗高者，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三国志·蜀书·周群传》）周舒的生活年代，可根据其子周群的仕宦生活推得，周群在刘璋任州牧时，曾被辟为师友从事。其最早的政治言行见之于建安七年（《三国志·蜀书·周君传》及裴注引《读汉书》，其时，曹操尚未平定北部中国，周舒既为周群之父，其年辈应略早于曹操、刘备诸人。他释当塗高为魏的时间，当在三国鼎立之局尚未确立之前，其距曹丕代汉至少有几十年的提前量。这里，有几个问题应该讨论。
    其一，蜀地士人对"代汉者当塗高"的谶言，有理由较之外地，有更多的关注和理解。因为东汉初年公孙述割据蜀中时，曾大力传播过此说。东汉末年，刘焉割据益州时，曾经"阴图异计"，博通图谶的蜀中名士董扶，也以"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相动（《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故汉末战乱方起，蜀中人士对早年流传的谶言必有"温故而知新"之感。
    其二，周舒周群父子所传学术，实以图谶、灾异理论为主。周舒少学术于广汉人杨厚，杨厚行事，见于史传记载的，仅有"究极图谶"四字。（《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周群幼学父业，精于侯气之说。在这样一个世传神秘之术的家庭里，周舒对谶言作出了不同于别人的解释，当极有可能。
    其三，周舒之说不应该被视为陈寿有意神化魏之代汉而编造伪托。关于陈寿"帝魏帝蜀"之争，历代论史者各陈己见，实令人有不容置喙之感。但有一个现象，还是应该注意的：在分记曹丕和刘备登基时，陈寿详引蜀臣劝进表，其中引用了大量的谶言；而对于曹丕即位，却未及任何谶言，倘若不是裴注增补，后人当无以知晓在曹丕代汉时，魏臣亦曾大量引用谶纬为据。这种对比，可以给我们一种暗示：陈寿此种记事方式，可能暗寓以蜀汉得正统之意。那么，陈寿记载周舒解释"当塗高"为"魏"，决非有意识地神化魏氏之代汉。倘若陈寿果有此意，自当在《魏书·文帝纪》详载。
    以魏之代汉作为"代汉者当塗高"应验的依据，从其解释动机而言，却判分为两种。一是蜀人周舒，立足于他所信寿的一种学说而破解谜底；二是许芝等魏臣，立足于一种政治需要而附会时政。同时，魏臣为了扩大其影响力，以这条久已流行的谶言为基础，编出了几种新的谶言，"许昌气见于当塗高，当塗高者昌于许。""汉以许昌失天下，""代赤者魏公子"（《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新出谶言，已毫无隐喻、多解可言，一味的"言之凿凿"，恰证明了它们是出自于拥护曹氏的帮闲文人，临事编造。所以后者全然没有索隐探幽的价值，而前者却不同。
    周舒作为述其言者，并无政治功利可图；陈寿作为记其事者，亦无故意神化曹魏的嫌疑，这就使得这条谶言的应验，具有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我认为，这实际上不过是词义多解基础上的偶中事件。"当塗高"三字，光武帝释作人名；公孙述袁术则抓住一个"塗"字，解作道路；周舒、许芝则归纳为"魏"，已有三种解释。其实，只要刻意寻觅，还可求得多解：如，当塗，一转为"当塗"，则指辅佐大臣，韩非早就有"当塗之人擅事要"（《韩非子·孤愤》）之说。那么，任何身居高位的辅佐大臣代汉，都可视为谶言应验。当塗，又是地名。汉时隶属于九江郡，东汉后期的名士荀淑就曾任当塗长。（《后汉书·荀淑传》）如解作地名，不仅原籍当塗的人，甚至曾任职于当塗的官吏，再配以"德高"、"才高"、"位高"，乃至于巧合姓高，都可以作为"当塗高"的隐喻人。这并不是无谓的文字游戏，我相信，东汉一代，对于"当塗高"索解的答案，完全可能包举、乃至于超过了我的上述"臆想"，只是由于它们与后来的政局演变找不到联系的纽带，而被人淡忘了；而周舒、许芝的破解，则由于偶中、或称之为稍有关联的附会，而载入了史册。于是，神秘在这里荡然无存。
    结束语
    本文以案例剖析的方式，论述了汉代几则有影响的被当时人认定"应验"了的谶语，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把谶言全部斥为妄人所造，并被统治者用为愚民之术，未免过于简单。本文已涉及到的几个观点，愿再综述如下，以期引起研究谶纬文化的专家和同好的讨论和指正。
    1.必须充分注意谶言的"隐喻性"。"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六·易纬坤灵图·馆臣案语》）清人这一定义虽然晚出，但道出了谶言的主要本质。直到王莽之前为止，这种隐喻性还是一种普遍遵循的规则。从王莽开始，出现了直道姓名官衔的谶语，这是部分谶言编造者的一种肤浅甚至下流作法，它降低谶言的神秘性而增加了滑稽感。就常情而言，隐喻性越强的谶言，越容易嬴得人们真心的折服，也就越具有研究的价值。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直白性"的谶语，均可视为儿戏，关键是对它的初造涵义和后来的附会涵义，应作区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