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秀当为天子"，"赤伏符"，"刘氏复兴，李氏
    为辅"
    这一组三条谶文，在两汉之交，影响甚大。
    论史者，往往囿于《后汉书·光武纪上》所载文字，认为光武昔日同学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谒见于鄗，始为光武称帝提供了天命依据。此论不确。其实，"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早在汉哀帝时，就已流传；王莽代汉之后，曾引发过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内讧；光武在起事之前也曾闻知。
    哀帝建平元年，刘氏宗室中最具才气的刘歆，突然易名为刘秀（《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他未曾说明动机何在，但同时代的人，却多把刘歆的易名与意图"应谶"联系在一起。王莽地皇四年，发生了国师公刘秀（歆）、大司马董忠、卫将军王涉合谋劫持王莽的谋叛事件。起因恰在于卫将军王涉素养方土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他告知王涉说：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名应图谶。（《汉书·王莽传》下）刘歆卷入这一谋叛事件，应当与相信西门君惠之说直接相关。事泄，谋叛者被诛，西门君惠临刑之前，仍对围观者大喊："刘秀真汝主也！"其对谶言的笃信，可谓至死不渝。这番刑前遗言，直到东汉初年，仍对雄据河西的窦融决策归附光武帝产生过影响。他认定当年刘歆之所以改名，正是"冀应其占"（《后汉书·窦融传》），光武为天命所归，无需怀疑。
    光武帝在王莽末年，曾与兄伯升、姐夫邓晨共同拜访蔡少公于宛。"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邓）晨心独喜。"（《后汉书·邓晨传》）此时的光武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所发实仅为戏言，在坐者的大笑，正表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把《邓晨传》的这段文字，过于简单地斥为史官的附会、拍马之作，联系西门君惠与刘歆之事，可以断言：王莽时社会上确已流传着"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至于这是否即来自于"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去集龙斗野，四七之即火为主的《赤伏符》，尚不得而知，歧解的关键在于谶言中的"刘秀"究竟指代何人？
    我认为，谶言从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隐语式的政治预言。离开了隐语、暗示这一特点，谶言的神秘性必为锐减。谶言中出现的姓名，也须经过事后分析与"顿悟"，才能理解其中真实含义--只有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应验谶语。例如，秦始皇时代的谶言"灭秦者胡也"，按当时习用语，把"胡"直视为匈奴的泛称，所以有秦始皇的筑长城以备胡之举。等到后来秦二世胡亥暴政亡国之后，汉人才恍然大悟："赢擿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风。"（《张衡：《思玄赋》，见《后汉书·张衡传》）对秦始皇不识天机、不辩隐语的嘲讽之意，最清楚不过。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谶言"不假借隐语而直揭其官阶与姓名"，实始于王莽之时。（《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谶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页）而这种"直白之谶"，大多是闹剧，往往受到人们的嘲讽。如王莽根据佞人匡章所造的谶言，重用匡章和王兴、王盛，就是一个显例。依据这样的思路，我认为：上述谶言中的"刘秀"如果所指为姓刘名秀之人，就毫无隐喻可言，岂不令人索然无味？
    秀，有出类拔萃、优秀之意。如此，汉家宗室中，任一杰出人物，都可视为"刘氏之秀"，而不必坐实即以刘秀为姓名。如果我们相信刘歆改名为图应谶之说，那么，"刘秀当为天子"之谶，当在哀帝时即以流行。我认为在这一时期编造这一谶语的可能性最大。成哀时期，汉政日衰，"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汉书·李寻传》）之说，正如日中天。刘歆改名的第二年，就有哀帝听从夏贺良建议，改元易号。在"重受命"的气氛弥漫朝野的情况下，编撰"刘秀当为天子"谶言，实在是大有市场的。若从常规而言，由刘氏之俊秀人物，取代已失人望的哀帝，实在要比由哀帝本人自行所谓的"重受命"更为合理。换言之，不论哪位刘氏宗室登基，这条谶言都可以被解释为应验。与预言家的期望相反，西汉后期的宗室成员中确实无人可以重振汉室，这条谶言的应验时机，只好推迟下去。王莽代汉之后不久，人心离散，群雄并起，人心思汉成为一时风潮。割地称尊者，纷纷打起刘氏旗帜以作号召，汉室再兴，已成为天下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自然又可大行其道。反莽起事的刘氏宗室有多人，其中不论谁最后获胜，也大可用"刘氏之秀"这种说法，为自己的称帝营造理论依据。光武帝刘秀平定河北之后，已经在诸多割据者中显示出独到的优势。于是时人把谶言的隐喻特征置而不顾，径自把他的名字与谶言对号入座，这才出现了"名应图谶"之说。虽然东汉人都指此为"应验"，但据上述分析，可以断言，这与谶言制造者的本意不符，是一例曲解的"应验"。换言之，只有在刘秀确立其逐鹿中原优势地位之后，人们才普遍地把谶言中的"刘秀"当作一个实在的人名来看待。在此之前，仅有少数人做此种理解。我可举出下列佐证：如果人们早已把谶语的"刘秀"理解为直言姓名，刘歆在哀帝时易名为秀，岂不有凯觎帝位之嫌？涉此罪名，汉宗室子弟避之唯恐不及，以刘歆之精明，当不至于自择死路。同理，王莽代汉之后，也没有理由把刘歆继续视为心腹，委以重任。另外，光武帝刘秀虽然早就与闻此谶，但他在起兵后，先是自甘隐遁于其兄刘伯升的英名之下，"王莽时，所难独有刘伯升耳"。（《汉书·寇恂传》）刘秀并无称雄的企求，外界也不以未来的天下之主相许；后来光武又依附于更始政权之下，更始帝对他的猜忌，只是源自于担忧其为被屈杀的兄长刘伯升复仇。更始政权的实力派人物朱鲔、李轶几次建议控制乃至于诛杀刘秀，所述理由虽多，却从未涉及"名应图谶"的问题。这一现象，可有两种解释：其一，更始君臣不知有"刘秀当为天子"之谶。但，更始君臣多为南阳人，理当有机会听闻乡党名流蔡少公传播的谶言。特别是李轶，与其从兄李通同为最早鼓动刘秀起兵以图天下的人物，他与闻蔡少公之谶的可能性最大。后来他背叛光武兄弟投依更始政权，显然是把更始帝视为复兴汉室的应谶者了。远在河西的窦融尚能闻知此谶，近居南阳的更始君臣如若未闻，恐有悖情理。其二，更始君臣未把谶言中的"刘秀"理解为直言人名。否则，光武早受杀身之祸了。实际上，纵览历史，光武是最无"雄心"和壮语的开国皇帝。他在起兵前夕，自述其志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后汉书·皇后纪上·光烈阴皇后》）也只是寻常富贵梦，不见丝毫帝王气。如果此语发于既闻蔡少公谶语之后，更说明"刘秀"必有它解，是包括光武在内的南阳豪杰的一时共识。光武起兵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以窥取天下自许，也足以说明这种共识的约束效应。不宜悉以光武之权变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