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坞壁的产生及其基本特点
    秦汉时代，乡、亭、里既是政府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单位，其外有城栅，内部设有公署监狱，置吏管理户籍课役，开闭扫除，逐捕盗贼等事。城内聚居与行政单位相统一，是其重要特点。对此，清代学者早有所论，当无疑义。[①]
    动乱时代，乡亭里成为掳掠财富与人口的目标，常遭兵燹。所以，城内百姓便在乡里大族率领下，逃往山林陂泽，聚众凭险自卫，从而形成"坞壁"。王莽末期，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②]；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③]；第五伦聚众，"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④]。由此可知，坞壁早在王莽时代就已出现，此后，每逢大的战乱均可见到，如曹操部将李典和许褚原来都是坞壁主。这是坞壁出现的时代特点。
    坞壁的分布范围极广，并不限于中原或汉族地区。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⑤]；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⑥]；"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⑦]。坞壁泛滥，莫过于五胡十六国时代。那些互不统属的民族，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在如雨的铁蹄下，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崩离析，失去任何保护的汉人几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纷纷逃离成为战场的乡里，辗转流徙于各地。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的组织，各自为战，力求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⑧]，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这是坞壁在地域上广泛分布的特点。
    坞壁既是为逃避战乱而建，故大多设立于远离城邑的山林川泽地带。例如，洛水流经的檀山，"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此外，如云中坞、合水坞等坞名所示[⑨]，坞壁一般建在易守难攻之地。在《资治通鉴》"永嘉四年七月"条，胡三省注释坞壁道："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后汉书·刘玄传》"离乡聚"之李贤注也说："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以及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的事例所见，[⑩]坞壁乃是从国家地方行政组织脱落出来的宗族流民自治组织，从秦汉的乡亭里到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实为动乱年代社会基层组织的一大演变。
    二、坞壁的组织形态与共同体理念的贯彻
    从上节所引资料可知，坞壁大多为自卫性质的组织，他们力图独立于乱世纷争之外，期待着被新的统一政权或其认同的势力集团接纳吸收，即如前述冯鲂筑营"以待所归"，或第五伦诣郡为吏。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则他们也能长期保持独立，《魏书·薛辩传》记载，薛辩一族自蜀徙至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从祖父到他三代，统领部众，"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即是一例。
    林林总总的坞壁，差别甚大。敦煌石室本《晋纪》记载："永嘉大乱，中夏残荒，堡壁大帅，数不盈册，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从几百到数千家，坞壁的规模相去甚远。然而，透过这些表面差异，不难发现其基本形态是共通的，即坞壁一般由乡里有威望的大族豪强担任头领，以其宗族宾客为核心，招聚闾里乡亲和各路豪杰共同组成，其基层多为各地的流民，如《晋书·郭默传》记载："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因此，史籍常称其头目为"流人坞主"。显然，坞壁靠流民以壮大，故招聚流亡，自然是其组织的一大特色。
    流民易聚也易散，顺逆视利益关系而定。所以，其主帅须善加绥抚，以得其欢心。而且，由于坞壁乃纠集而成，故其首领虽然一般由创建者担任，但仍须经过一番推举手续，以膺众望。这种情况早就出现，《三国志·田畴传》记载："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晋书·庾衮传》也记载："（庾衮）乃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衮默然有间，乃言曰：'古人急病让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由于坞壁成分复杂，内含各路豪杰，即所谓的"二三君子"，所以必须通过推举首领来确立权力的合法性。当然，这种推举并不是普遍意义的民主，而仅限于集团内实力人物之间。然而，坞主须经推举产生，无疑是其组织形态的又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