坞壁首领有各种不同的称呼，例如：1.坞主。《晋书·李矩传》记载："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2.行主。《晋书·祖逖传》记载："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3.营长。见前引第五伦事例。在这些首领中，固然不乏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吏，但是，由于他们是坞壁内部推举产生的，故其权力并不来源于官场经历，而在于其通过宗族对乡党及流民的控制。也就是说，西晋政权的崩溃和大家世族罹难逋逃，给了下层豪强充分的表演机会，使他们能够乘时而起，啸聚一方。
    国家法令随政府的崩溃而失效，因此，坞壁势必要自行制订一套内部规则，将四方汇聚的流民统一起来，整齐号令，使之成为团结一致、且战且耕的坚强组织。这种内部规则，类似于乡约。例如，上述田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庾衮"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尺丈，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这种建立在贫弱相助、有无相通原则上的规约，以及学校等公共设施，表现出浓厚的共同体理念。坞壁下有邑里之类的基层组织，选贤任能，秩序井然。严酷的环境，逼使坞壁内部紧密团结，故坞主与其下属的关系，不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而且还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义气人情。如田畴助魏破乌丸，曹操想用封官来犒赏其功，但田畴誓死不受，"自以始为居难，率众遁逃，志义不立，反以为利，非本意也"。坞壁内部以坞主一族为宗家，以坞民为宗子，以宗姓为标志，视宗祠为神圣，由此产生许许多多用族姓命名的集团或地名。于是，现实权力关系与共同体理念的结合体又蒙上了同姓共祖的模拟血缘关系的面纱。
    如果说天下大乱和社会黑暗，使得个人生命和正当权利失去保障而不得不依赖私人武装的庇护，是坞壁兴起的外在要因，那么，当政局相对安定，国家职能日益发挥作用，而坞壁的主要功能也由武装自卫转变为日常生产活动之后，坞壁或强宗大族垄断乡曲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下来，则自有其内在原因。《晋书·苏峻传》记载："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苏峻得到诸屯拥戴，除了实力最强的因素外，还在于推行"王化"，使"远近感其恩义"。
    行"王化"也就是以儒家宗法原则统辖坞壁。《宋书·王懿传》说："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北方原来就重同姓宗法关系，在坞壁内部更是如此，前述庾衮事例里，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聚禹山，以其心腹为坞壁内的邑长、里贤，将坞众编为部曲，使整个坞壁笼罩于宗法关系之下，并律之以"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的大义，组成坚强的团体。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具体运用。所以，在社会分裂为坞壁林立的情况下，随处可见的是宗族社会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大幅度加强。
    与宗法关系相辅相成的，是通过贯彻儒家共同体理想而重组乡里社会，郗鉴在乡里"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11]；祖逖率众南迁时，"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12]；前述庾衮在坞壁内"均劳逸，通有无"，使"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魏晋南北朝时代新起的强宗大族与以往腐朽的世族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乡村，与乡党民众生活在一起，通过实行一些扶弱济困、有无相通的"恩义"措施，造成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观念，从而获得其诚心归依，奠定了垄断乡村的权力基础。特别是在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政府的苛政甚于豪强的剥削，驱使农民大量流入豪门，更加强了乡村豪族的地位。例如，萧梁的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13]，形成豪族与政府争夺劳动人手与控制乡村的局面。
    从坞壁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强宗大族能够控制乡村，还在于贯彻某些体现共同体观念的原则。这实际上蕴含着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构建未来社会的养料。因此，如何将某些原属于乡村社会的观念原则提升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及其政策措施，将是关系到新政权统一安定而必须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