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阀政治的推移
    五胡十六国动乱所造成的最深刻影响，并不在于皇室的更替，而在于这场浩劫把一个自上而下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撞成碎片，瓦解为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集团，而胡族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更加强了这一趋势，这是我们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代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空前绝后长期大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战乱时代崛起的坞壁及其豪帅，构成了南北朝时代动乱的温床和门阀政治的基础，这些坞主豪帅兴起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虽然和旧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冒充老牌世族，但可获得确证者为数不多。这种以生活在乡村并牢固控制民众为特色的乡里豪帅，并非前代世家大族的简单延续，不能毫无甄别地混为一谈。
    当上层为争夺政权殊死搏斗而造成社会失控时，基层形形色色的坞壁也在为自身利益和生存空间殚精竭力，实力政治的法则，使得他们或者相互吞并，或者结成联盟。风暴过去，尘埃落定，在相互依存又相互牵制的格局下，有实力的坞壁得以保存，强宗大族号令乡村、割据一隅的局面也随之固定下来。他们中间更产生了一些以"统主"为代表的地区性集团，例如，河东地区的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峙之势"[14]；"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15]。
    以坞壁武装为后盾的强宗大族，其向背直接关系到社会乃至政权的安定。后赵石勒倾注全力去攻打各地坞壁，即可略示一斑。然而，只要分裂动乱的局面没有消除，国家政权的公共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则单凭武力镇压无济于铲除遍地生根的坞壁。更何况外部势力很不容易控制坞壁。西晋末年，魏该让其部将马瞻袭杀杜尹，夺其一泉坞。魏该打算南徙，却因坞众不从而不得不单骑出走。马瞻投降匈奴刘曜后，坞众又密请魏该回来，共诛马瞻。[16]这一事例清楚表明，外来势力即使通过武力据有坞壁，也难以得到坞众的归顺，在决定坞壁进退去从的大事上，坞情民意起着主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政权就不能不与强宗大族妥协，通过他们来控制乡村。北魏初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结合鲜卑习俗而产生的。《通典·乡党》说："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矣。"
    "宗主"就是垄断乡村的豪族，他们不少实由坞主演变而来。《北史·李灵传》记载："（李）悦祖弟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不仅中央政府要任用大批强宗大族以巩固政权，而且，地方官员也不得不致力于网罗豪强来实施统治。陆馛任相州刺史时，"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17]。
    由此可见，南北朝时代的国家政权通过与强宗大族的合作而暂时稳定，构成新的门阀政治格局。但是，分裂的因素也因此埋藏下来，造成国家权力的不完整。至于那些桀骜不驯为害一方的豪强，更是国家政权的心腹大患，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再掀波澜。《关东风俗传》说："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18]显然，强宗大族对乡村的垄断，已成为国家统一的赘疣。而且，这种局面长期固定下来之后，宗族共同体温情脉脉的面纱就无法继续掩盖剥削压迫的事实。
    于是，国家着手对地方豪强展开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北魏孝文帝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使三长隶属于郡县，纳入国家体制，逐步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和政治势力。同时，通过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体现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用经济手段把豪族的依附人口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一系列加强国家权力的改革，都循着在体制内吸收消化地方势力的方向进行，显然是基于不能用行政或暴力手段消灭社会阶层的正确认识之上。然而，这一进程被"六镇之乱"所打断。
    北周以六镇鲜卑支流起家，兵微将寡而能立国，甚至统一中原，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得到关中与河东大族豪帅的全力支持。当年宇文泰随贺拔岳入关时，兵不满二千，幸得弘农杨侃为先导，争得关中豪杰归附。以后，关中政权更是以当地世族为支柱。宇文泰在与高欢几次生死大战中，虽惨败而能获免，胡三省以为"盖二人智力相敌，足以相持不足以相毙也"[19]。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河东一带的豪族支持宇文泰，致使高欢不敢孤军深入。从洛阳到潼关一带，如龙门西岸弘农杨氏老巢杨氏壁、张氏壁（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北）等，[20]都是当年抗击高欢的重镇，使得关中得以稍安。后来，宇文泰还通过建立府兵制度，进一步把乡兵吸收到政府军中，不但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还使关中豪强大族完全纳入国家机构中。
    北周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结合，同时也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南北王朝的民族问题。在前引统主事例中，已可见到张平统辖的坞壁拥有"胡、晋十余万户"的民族融合事例。而后，这一趋势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宇文泰的功臣李贤、李远和李穆三兄弟，自称出自陇西李氏。然而，根据李贤墓志的记载，可知李氏为鲜卑拓跋族人，冒充汉族世家。[21]这种事例显然还有不少，足以证明当上层统治者尚被民族问题所困扰的时候，社会基层，已经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北周较好地吸纳地方势力和克服民族矛盾，是其强盛的根本原因。此亦为隋唐王朝所继承，开后世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