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宛人李通，世以货殖著姓。他在鼓动光武起兵方面，有独特建树，后被光武视为"首创大谋"的人物。原因在于一道谶语起了决策作用。史载，李通之父李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他先告知李通"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李通心有所动。王莽末年，天下兵起，李通与族弟李轶计议，拥戴刘伯升兄弟起事，即往见在宛城避难的刘秀。"具言谶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当之。"（《后汉书·李通传》）后在李氏兄弟的劝说下，刘秀才与他们决定联合起兵。今人论史，往往有一种想揭破"神秘"的责任感，见到李通凭借这条谶言而在东汉开国之后安享富贵，遂指李通父子是这条谶言的伪造者，实为不当。详察史籍，李守李通父子仅是这条谶言的传播者。李守与刘歆的关系，应当引起注意，或许李守有可能闻知其它谶言（包括"刘秀当为皇帝"）。只是由于李通的功利选择，而过多地传播了这条谶言。显然，从受益关系寻找谶言的伪造者，不适于破解这一案例。李氏曾为此付出了杀身破家的代价，密谋泄露之后，除李通、李轶逃脱之外，包括李守在内的全家人，都被王莽政权所诛灭。并且，我查到了这一谶言在李守之前就已出现的记载。王莽地皇二年，魏成大尹李焉谋叛，被王莽所杀。起因在于卜者王况为李焉设谋："新室即位以来，……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家当复兴。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当为汉辅。"（《汉书·王莽传》下）这是目前所见"汉家当复兴，李氏当为汉辅"的最早记载。此谶仍不可遽断为卜者王况所编造，但却说明了"李氏为汉辅"之说，起源于两汉时代无所不在的"五行"学说。把姓氏与五音（宫商角徵羽）相配合，进而与五行发生联系，是汉代的一种迷信习俗。《图宅术》称之为"姓有五声"。（《论衡·诘术篇》）李姓属五姓之中的"徵"，"徵"与五德之中的"火"相应，而汉王朝为火德，转而得出"李为汉辅"的结论，在汉人心目中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断。当然，与徵音相应的姓氏甚多（如，田氏即为其一），谶言的编造者何以单独选中李氏，使居汉辅地位，现已无法考出。
    由于这条谶言有五行理论为据，故当时人坚信不移。王莽因为惧怕"李氏为辅"的谶言，设法给以压胜破解，就任命李棽为大将军，并赐名为"圣"，以求"以圣代谶"。（《汉书·王莽传》下及颜师古注）李通随光武起兵之后，曾同隶更始政权之下，更始帝亦出于对"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崇信和利用，任命李通为柱国大将军、辅汉侯，后又晋封西平王。从职位而言，素居刘秀之上。后人因光武中兴之后，李通身居高位，而把它视为此谶的应验。其实，如果更始帝获胜，李通仍可以"辅汉"的特殊身份安享尊荣，此谶也仍可视为应验。推而言之，李姓本为常见姓氏，只要有刘氏宗室重建国家，都不难推出李氏部属以作应谶之人。只是李通一家最早懂得利用这条谶言，遂取得对它的垄断权。
    三、"代汉者当塗高"
    这条谶语与东汉王朝相伴始终。东汉初年的公孙述，东汉末期的袁术，都曾以此作为其代汉称帝的依据，由于他们很快败亡，只落得一场笑谈。但是，当着魏王曹丕废汉自立时，很多人确实相信它在流传二百年之后，终于应验了。
    这条谶语在两汉之交即已盛行，确无可疑。公孙述称帝，多引符命谶言为助，他以自己名字的"述"字，有"路途"之意，认为与该谶言的"塗"字相应。光武帝千里驰书，以破其说："代汉者当塗高，君其高之身邪？"（《后汉书·公孙述传》）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绝未斥公孙述伪造谶语，而只是说公孙述并非当高其人。他坦然相告："承赤者，黄也；姓当塗，其名高也。"（《后汉书·公孙述传》注引《东观记》）前半句讲的是五行循环之论，以土（黄）代火（赤），光武方以中兴号召天下，而对这条预言汉室将被人所取代的谶语，竟不敢斥其虚妄，可见当时它已经为人所周知，虽帝王之尊，亦不足以遏制其流传。光武既无法否定它，只能煞费苦心地增设它应验的前提条件。所以，后半句指实当塗高为姓名，当塗为自古罕见之性，出现的概率很低，或许正是光武帝尽量延长汉祚的一种努力。
    光武帝指"当塗高"为人名，虽用心良苦，却并未得到社会认可，将"塗"字解释为道路者，仍大有人在。东汉末年战乱方起之时，军阀袁术"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塗高，自云名字应之"，（《后汉书·袁术传》）即为显例。
    曹丕代汉前夕，这条谶语再度鼎沸于中原。太史丞许芝向曹丕条奏魏代汉的诸多谶纬，以作劝进之助，其中即有"当塗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古代皇宫门前，有两座装饰性建筑物，分立当道，称之为"阙"或"两观"，因其高大，又多以"魏""巍巍"联称。许芝等人把"当塗高"解释为魏阙，译解了流传二百年的谶语谜底是"代汉者魏"，在当时确有使人恍然大悟之感。魏之代汉由此增添了天命悠归色彩。
    我认为，许芝等魏臣的译解，虽然也属于附会之列，但至少较之公孙述、袁术仅借"塗"字一义与其名字相应而妄称天命，具有较多的说服力。因为，把当道而立的双观，称为魏阙，或以"巍巍"来形容，在汉代是极为普遍的。我可以举出三个显例。张衡《东京赋》有"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后汉书·张衡传》）之句。安帝至顺帝时的名士李尤，有《阙铭》之作"表树两观，双阙巍巍"（《全后汉文》卷五十，李尤《阙铭》）。高诱注《吕氏春秋》"心居乎魏阙之下"句，即解释为"魏阙，象魏也。……魏魏高大，故曰魏阙。"（《吕氏春秋·审为篇》高诱注）可见两观建筑与"魏"的联系，是由来已久的。只要人们把"当塗高"解读为当道而立的两观，那么把魏代汉认作上述谶言的应验之事，应该说，其牵强附会的色彩是最少的。因而其折服人心的效果，也就是最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