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然，并非每个农户都既耕且织的。《汉书·食货志》记载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实行扶助和保护小农经济的政策，包括生产领域的"尽地力之教"和流通领域的"平籴法"。在论述平籴的必要性时李悝算了一笔农民的收支账。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及此。
    在这里，农夫的收入只有百亩收获的谷物，支出中，十一之税和口粮从收获粮食中直接扣除，其余，包括衣物，则用余粮换钱支付。论者谓战国秦汉农户绝大多数不从事纺织生产，需从市场购买衣服，即以此为主要论据。因此，对这条史料的辨析，成为正确评估战国秦汉农民耕织结合程度的关键。
    首先应当肯定当时存在的农民卖粮买衣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不是在相当的范围内存在，李悝是不可能向壁虚构出来的。从事独立经营的各个农户，在生产条件、技术专长、劳动力数量及其年龄性别构成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其经营内容和生产结构不可能完全一致。在公社存在条件下，可以通过公社内部的分工协作互通有无，男耕女织是在公社范围内实现的。公社瓦解后，各个家庭的差异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会加大，其间有无调剂往往要通过市场进行，有些农民要卖粮买衣，另一些农民则卖布买粮，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整个封建地主制时代都存在这种现象。不过，战国至西汉初有些特殊的情况使当时这种现象比后世更为突出。一方面，当时农民能够占有的土地较多（文献多见"一夫百亩"记载，春秋末至战国有一股加大亩制增加农民授田面积的潮流，土地兼并还不十分剧烈等），另一方面，家庭规模比较小（多系五六口或四五口之家），牛耕尚未普及，从总体上看，个体小农经济发育尚不成熟，不少农户要实现完整的耕织结合是相当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家庭不得不把主要力量用于土地耕作，粮食生产较多，布帛生产不足乃至阙如。[16]另一些家庭，或因生产条件较优，或因妇女劳动较多、技术较精，则能生产出较多的剩余布匹。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这里既包括了农民与手工业者的交换，也包括了农民中间的交换。焦循《正义》说："妇以所余之布，易农所羡之粟，两相补，则皆无不足；惟不相补，则各有所余，斯各有所不足矣。"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
    还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部分农民只种桑麻，不事纺织，而要从从事纺织的家庭中取得面料。《管子·立政》谈到当时的生产事业，把桑麻和五谷划为大田作物，由司田掌管，把园艺畜牧划为农家副业，由乡师掌管，而"女事"与桑麻分开，与"工事"同归工师掌管。这些从事"女事"的生产者包括农村和城市中从事纺织的家庭，后者有一部分可能不种桑麻，而从农民那里取得纺织原料[17]。
    不但同一地区不同农户之间有区别，不同地区之间也不平衡。有些地区（如齐鲁、蜀汉）纺织业很发达，耕织结合比较普遍[18]；另一些地区纺织业相对落后，耕织结合也就不那么普通。《盐铁论·本议》载文家揭露均输政策在实施中的弊端说：
    ……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入均也。
    看来，这些邦国原来布絮生产并不发达，不少老百姓并不生产布絮。虽然"吏之所入……亦民间所为耳"，但这带有摊派任务、强行市买的性质，故上文说"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加上"行奸卖平"，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些地区原来多少还有一些桑麻布絮的生产，另一些地区，如东汉初年以前的桂阳，东汉末年以前的五原，尚不知桑麻生产为何物，就更谈不上耕织结合了。
    可见，李悝的话的确反映了当时的一部分实际情况，但李悝把局部当成了整体，片面性也是显然的。尤其是他回避了当时农家副业普遍存在的事实，容易误导人们走向极端。我在《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一文中曾比较了《汉书·食货志》和《管子·揆度》有关记载，指出《揆度》作者和李悝对战国小农粮食生产规模和产量的估计很接近，但《揆度》所载除种粮外，还胪列了园艺、畜牧、桑麻纺织等生产项目，这些多种经营的收入占农家生产总收入40%以上。相比之下，《揆度》记载较可信，李悝所言则有片面性；片面性不在于对粮食产量的估计，而是在于忽略了农家的副业生产[19]。这种"忽略"可能是有意的，《通典》卷二食货二水利田载：
    魏文侯使李悝作尽地力之教……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盗寇之至。还庐树桑，菜菇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
    "必杂五种"以下的话，也见于《汉书·食货志》，但却置于叙述殷周之盛农民生产生活的段落之中。我看《通典》是对的，因为这段话带有战国时代的深刻烙印。如"五谷""五种"的概念春秋末战国初才出现，作为低畦农田的"畦"字不见于战国以前经典，"力耕数耘"必待铁器推广始有可能，"盗寇"问题则是在井田制破坏、私有制进一步发展条件下才突出起来的，这都是战国的事。故说出上述的话不得在战国之前。李悝所著《法经》以《盗法》为首篇。《晋书·刑法志》说李悝"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这和《通典》记李悝以"盗寇之至"喻收获之急切，思想脉络是完全合辙的。可以断定上引记载是李悝"尽地力之教"的内容，李悝当是总结当时先进经验而予以提倡的。这样看来，李悝明明知道战国农民实行包括桑蚕生产在内的多种经营，只是在论述平籴法的必要性时为了强调农民的困顿而故意回避了它。因此，李悝这段话不足以证明战国秦汉大多数农户不从事纺织生产。
    在我看来，战国至汉初，在当时全国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农民已经比较广泛地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耕织结合，但结合的程度和范围均远逊于后世，不同不地区之间不平衡，而且同一地区不同农户之间也不平衡，不从事纺织生产，要从市场购买衣物的农户占有一定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