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经济的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史载：“是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十里不持尺兵。”[（1）]范文澜说：“天宝末年，中国强盛，自西京安远门（西门）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全国各州县，仓库里都堆满粟帛。”[（2）]但由于唐玄宗是一个半明半昏的骄奢皇帝，在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并存着严重的、普遍的腐败，出现了经济和腐败并行发展的奇怪局面，最终由腐败导致了唐王朝的剧变，葬送了“开元天宝盛世”，使唐朝从一个繁荣富强的封建国家很快衰败。
    一、重用奸臣，误国殃民
    玄宗前期，重用姚崇、宋璟等清正廉洁的名相，使唐朝在开元八九年进入了全盛时期。可是到了玄宗后期，宰相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把持朝政，政治日渐腐朽，为唐的衰落伏下了祸源。《通鉴》总结李林甫的奸恶，一是“媚事左右（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二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贤嫉能，排抑胜已，以保其位”；四是“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四条奸恶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条。这等品德奸恶的人，玄宗却“委政事于林甫”[（2）]，表明玄宗已由明君向昏帝转化。李林甫为巩固自己的相位，向玄宗推荐安禄山，“李林甫与禄山交通，复屡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宠遇。”[（3）]为巩固相位，李林甫“欲杜边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唆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帝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4）]从此兵权落入蕃将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之手，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依仗杨贵妃之势，骄横跋扈，杨氏兄妹，势倾天下，……四方赂遗，辐凑其门，惟恐居后，朝夕如市”[（5）]。杨国忠好大喜功，大量征发兵役，两次发兵进攻南昭，大败而归，造成民怨鼎沸，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如果说唐玄宗任用的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奸相都是以迎合主意为主要手段，以争夺和确保相权为目的，以乱政害民结恶果的话，那么，重用安禄山则是玄宗为自己找掘墓人，因为安禄山不仅以“勇决”迷惑君臣，以“奇忠”作为诱饵，骗取信任，步步青云，而且野心远远超出李、杨两位权奸，深藏不露，突然举兵，意在改朝换代。安禄山本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其父是胡人，母为突厥人。本来，禄山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任张守圭门下左骁将军时，奉命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持勇轻进，为敌所败”，守圭乃欲杀，惜其骁勇，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圭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6）]然而，“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7）]张九龄固争道，“安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8）]玄宗却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于是安禄山未被诛杀，如果这时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劝告，杀了安禄山，就不会留下这条祸根，可能也不会出现象“安史之乱”那样大规模的叛唐战争了。张九龄所说“臣观其貌有反相”，说明九龄对禄山很了解，即安禄山对朝廷不忠，有反叛野心。但玄宗却说不要“枉害忠良”，不能不说唐玄宗到开元中后期，就开始有错识奸忠之昏。在开元盛世最繁盛时期，唐政府官员已贿赂成风，安禄山紧紧抓住这个机遇，通过贿赂大臣，终于打通了通天的道路，骗得玄宗的信任。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御史中丞张利贞采访河北，“禄山百计谀媚，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利贞入朝，盛言禄山能，乃受营州都督、平卢使、顺化州刺史。使者往来，阴以赂中其嗜，一口更誉，玄宗始才之。”[（9）]安禄山和李林甫这一对权奸，虽各怀目的不同，但相互拉拢，结党营私这一手段二人是一致的，由于李林甫竭力向玄宗推荐而获宠幸，出入宫禁，尽知朝廷腐败内幕，认为有机可乘，使尽政治手腕，取悦皇上。天宝六年（747年），“上戏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10）]玄宗听了很高兴。“又尝命见太子，禄山不拜，……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昔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有储君。’不得已，然后拜。”[（11）]玄宗以为信然，益爱之。兼之，满朝文武“皆称其美”，玄宗“对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12）]天宝十一载（752年）安禄山已自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样，唐王朝内有杨国忠，外有安禄山这样的权奸把持军政大权，误国殃民，朝政愈衰，边区人民起义，社会矛盾加剧，就象一个腐烂的大西瓜一样，从里到外都在腐烂、发霉。
    二、皇帝和权臣豪奢极欲，是官僚阶层高度腐败的集中表现
    很多人都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结于杨玉环，这是不公平的。导致唐王朝几乎倾覆的原因，除玄宗任用非人等外，重要的一条，的确是豪奢极欲。豪奢是主要的，极欲是次要的。极欲是指玄宗专注淫尔，不去上朝，“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种沉于色而怠于政的作风，就是与别的君王不同之处了。皇上不问政事，百官不得监控，就会造成国家政治松驰，社会混乱，一小撮迎奉之臣得利，秉直良臣靠边。在豪奢方面，玄宗显得比别的君王更为严重，他的大臣们，也争相仿照。玄宗除了沉缅酒色外，生活上大肆挥霍，每进食，则“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就连他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也吃的是“三品食料”，且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杨国忠生活的奢侈，恐怕仅次于李隆基，杨家“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撤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13）]宰相李林甫也不落后，“田园水硙，利尽上腴”。[（14）]官僚卢从愿广占良田，被皇帝称为“多田翁”。官僚李憕和李彭年皆有“地癖”。他们聚田为的就是集聚财产，过上豪奢的生活。
    唐朝封建统治上层集团这样的穷奢极欲，下面必会仿效，因此，它集中表现了官僚阶层高度的腐败，官僚阶层的腐败，必然又加重人民的苦难。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当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深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