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东北的渤海政权在与日本国交聘的初期，出现日本称渤海国为“高丽国”的现象，这一现象成为国内外学者关于渤海国是否为高句丽政权后继者的争论焦点之一。最近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高丽国”是日本国为确立对渤海政权的君臣身份，强加给渤海政权的。[1]笔者认为这固然是其中因素之一，但渤海政权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些做法，也是日本国出现“高丽国”误解的因素之一。
    一
    “高丽国”是指古代中国东北秽貊族系人建立的地方政权--高句丽，公元前37年建国于东北的东南部地区，其后发展为横跨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强大政权，公元668年唐灭高句丽，以其地建立安东都护府。30年后，公元698年粟末靺鞨人大祚荣于“挹娄故地”建立渤海政权（初期称为震国、靺鞨国），后来逐渐发展占领了原高句丽的部分地区，其东南部亦达到朝鲜半岛的北部。秽貊族系的古高句丽人与肃慎族系的靺鞨人是两个邻近的不同的原始民族，这在国内外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渤海与高句丽政权在时间上前后相距不远，统辖地区又有重合部分，渤海政权的开创者大祚荣所在的靺鞨部落曾是高句丽政权属部，而且在渤海建国之初有许多高句丽遗民投奔渤海，高句丽王室的同姓高氏在渤海政权内成为地位较高的右姓，并受到重用。这些因素使人们在认识渤海政权与高句丽政权是否有承袭关系的问题上容易产生误解。
    唐朝对于东北地区的藩属国--渤海政权的族属是有清楚认识的。唐中宗时“使侍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遣子入侍”。（《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此时唐已从靺鞨王子的口中得知其政权是由靺鞨人建立。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派遣鸿胪卿崔忻为“敕持节宣劳靺鞨使”前往靺鞨国，“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注：在今辽宁旅顺发现“唐鸿胪井阑铭”：“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见《满洲金石志》卷一《唐·井阑铭》，罗福颐辑校，满日文化协会印行本。《新唐书》卷219《渤海传》。）出自唐人之手的诏书、书籍（如杜佑《通典》）等都称其为靺鞨或渤海，未见到称渤海为高丽的现象。然日本国在与渤海交聘的初期却一度将渤海当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其中原因只要从渤海与日本交聘的起因及交聘的目的入手进行考察，便不难理解了。
    渤海与日本交聘始于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时期。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大武艺嗣位，采取积极扩大疆宇的政策，统一了周边邻近地区靺鞨等土著部落。渤海的武力扩张对东北部的黑水靺鞨形成威胁，黑水靺鞨遣使到唐朝，请求置州设官，欲依靠唐朝的势力与渤海抗衡。黑水靺鞨的请求与唐朝统治者的愿望正相吻合。开元十三年（725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遏制了大武艺北进发展的策略，这使大武艺大为恼火，决意与唐朝相对抗。
    为了寻求政治上的盟友，大武艺将目标投向海外的日本国。唐开元十五年，日本圣武天皇神龟四年（727年），大武艺“遣郎将高仁义，游（击）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那娄等二十四人赉状，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续日本纪》卷10《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但是，高仁义率领的交聘团误入虾夷人领地，高仁义等十六人被害，首领高斋德等八人从虾夷人手中逃脱，携带国书来到日本。大武艺在国书中明确表示与日本国交聘的目的是“亲仁结援”，“永敦邻好”。（《续日本纪》卷10《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为达到这个目的，渤海王的确是费了一番心思，首次派往日本国的使团长官主要是武将，《续日本纪》卷十记载高仁义的官职为“宁远将军”，其副职为游（击）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那娄，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与军事结盟的意愿。同时，出于原高句丽政权与日本有多年的交聘关系，日本对高句丽的语言和国情比较熟悉的原因，渤海使团的长官与随从中多有原高句丽遗民，如高仁义、高斋德等。并且大武艺在国书中又言渤海国是“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希望日本国能够接纳渤海使者。
    渤海使团历经艰险来到日本，虽然原长官高仁义身死虾夷，但带领使团到日本的高斋德仍是原高句丽遗民或后裔。日本国接纳了渤海使团，但也给日本人留下了错觉，认为“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续日本纪》卷10）高斋德等渤海使者在日本受到友好的接待。次年，日本派从六位下引田虫麻吕为送渤海使，随高斋德一起来到渤海，并带来了日本国书，书中曰：“天皇敬问渤海郡王：省启具知。恢复旧壤，聿修曩好，朕以嘉之。宜佩义怀仁，监抚有境。沧波虽隔，不断往来。便因首领高斋德等还次，付书并信物：彩皇一十匹，绫一十匹，絁二十匹，丝一百絇，绵二百屯，仍差送使，发遣归乡。渐热，想平安好！”（《续日本纪》卷10《日本圣武天皇答武王书》）国书中所言“沧波虽隔，不断往来”，表明日本愿与渤海交往，这正是大武艺所期待的。正因为渤海与日本建立了交往关系，大武艺才下决心发动了渤海历史上唯一一次对唐战争。
    开元二十年（732年），“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武艺亲自率军寇抄辽西郡县，“兵至马都山，屠城邑”。（《新唐书》卷136《乌承玼传》）翌年，唐玄宗发幽州兵征讨大武艺，又令新罗王侍子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黑水靺鞨与室韦部等亦派骑兵五千助唐，（《昌黎先生集》卷26《乌氏庙碑铭》）唐朝击退了大武艺的进攻。不久，大武艺向唐朝上表谢罪，得到了唐帝的宽恕。（注：《文苑英华》卷471《玄宗敕渤海王武艺书》中有“卿往者误计，几于祸成，而失道未遥，闻义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过，收物之诚，表卿洗心，良以慰意”之句。）
    大武艺时期，渤海与新罗政权在大同江上游展开了争夺战，新罗圣德王“征何瑟罗道丁夫二千，筑长城于北境”。（《三国史记》卷8《新罗圣德王纪》）由于这次战争的影响，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赐浿江以南地境”与新罗，（《三国史记》卷8《新罗圣德王纪》）以牵制渤海。新罗占领浿江（又曰浿水，今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土地后，渤海与新罗关系更加敌对。另一方面，渤海与唐朝及周边的黑水靺鞨、室韦等民族的关系一时仍然较为紧张。在这种孤立的形势下，渤海与日本之间的交往关系越发显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