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那段时期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1949年的国共隔海分立虽标志着两党争夺中国控制权的攻守势异，仍未能充分打破北伐时形成的政治格局。胡适曾说：“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注：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9页。）假如此话不错，则这一新气象不仅开拓了六七十年来的大格局，还可反溯回到十九世纪中叶所谓“同治中兴”时期，颇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提出的“中长时段”（区别于布劳岱的“长时段”观念）的意见。（注：参见伏维尔（Michel Vovelle）：《历史学和长时段》，收在勒高夫（Jacques Je Goff ）等编，姚蒙选择，《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130～167页。）而北伐后这六七十年的格局，又因北伐前后那几年的“短时段”而产生。
    北伐战争的结果，人力物力财力均处劣势的国民革命军一举战胜处于优势的北洋军阀，颇出时人意料之外，亦令后来的学者困惑。辛亥以来，多见北军南伐取胜，鲜闻南军北伐成功。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两次北伐，无不以夭折告终。故一般人以为1926年的北伐亦会如此。当时北军将领固讪笑“若辈年青[轻]人不畏死”，不啻寻死；（注：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第四军纪实》，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年版，第74页。）即使南军将领自身，亦少有能见及将迅速取胜者。李品仙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注：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83页。）李氏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
    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当时即已分析说：“在中国的军事角逐中，兵员和装备的优势未必是决定的因素。”（注：Uniled StatesMilitxary Intelligence, 1917～1927,multi～volumes,with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 Challener for each volume, NewYork:Gariand, 1978（以下简作USMI）vol.26，P.11821。）但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北伐军的以弱胜强，时人和后来的学者见仁见智，颇有差异。其中有的说法，实在只是迷思（myth）。而且有的迷思即萌芽于北伐的当时，却迄今未获满意的诠释和澄清。
    这中间一个重要原因，即一般多重视有形的力量和因素，却忽视无形的影响力，在1988年台北的“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蒋永敬先生已提出，北伐统一，“军事是有形的力量，党务是无形的力量。而无形的力量，又往往超过有形的力量。”蒋先生并进一步将“党务”界定为“实含组织、宣传、民众运动”。（注：蒋永敬：《关于北伐时期党务的综合报告》，《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委会（台北）1988年版，第554页。 ）张昭然先生在同次讨论会上对国民革命军和直系军队作战力比较时，也特别注意到“无形战力”。（注：张昭然：《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与直系军队之战力比较》，《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特别参看74～81页。）这都是可喜的转变。可是蒋先生所说的组织、宣传和民众运动等的作用，以及张先生所主张的北伐军在军事训练上优于直军等，恰是各种关于北伐的成说中迷思成分最重的部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检讨。
    尤其是过去的研究对彼时中国的政治思想言说（discourse ）与战争的关系，对作战和指挥作战以及支持作战的各类人员的心态等注意较少。本文则认为恰恰是这些被忽视的无形因素起了影响有形因素的作用，故对北伐的理解必先回复到当时南北双方当事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即期在重建时人的关怀和思想言说的基础上，试对北伐的胜利作一广义的再诠释，同时也希望能纠正一些关于北伐的迷思。
    北伐前的南北局势
    国民党在民国二年后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反“二十一条”的群众运动期间，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乃由进步党唱了主角，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注：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3卷3期（1992年9 月），89～90页。）
    同样，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之外。吕芳上先生近年的研究表明，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之密切程度远超出过去的认知。（注：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版。）若从民初社会广义的新旧之分角度看，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无疑都在新的一边。但是这广义的同并不能改变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是有着许多重大思想歧异、基本社会组成也极不相同的两个运动这一事实。国民党人虽然在上海办杂志呼应新文化运动，但从广为引用的孙中山《与海外同志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的那段评论看，先说北大学生和出版界一二觉悟者，然后才说到“吾党”要借此运动的东风，分明是在运动之外评说的。（注：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1920年1月29日），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