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改组前的国民党，在地域上既未能偏安于一隅，文化思想上亦基本疏离于新文化运动这一主流，实处于一种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边缘地位的最明显表征，就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此时对时局“拟取消极态度”而“暂不过问”。（注：孙中山致孙科，汪兆铭致梁士诒，均转引自《革命之再起》，第22页。）再加上国民党人的分裂，不仅一些人到北京政府做官而成为所谓的“北方国民党”，在南方也是内斗频仍。故国民党本身也给人一种老旧的感觉，对青年，特别对边缘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注：参见田柚：《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北伐》、《边缘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政治》，《中时晚报·时代副刊》，1992年6月10 ～11日、9月7日。）
    但是国民党之疏离于新文化运动，亦使其少受该运动西化反传统倾向的影响。傅斯年曾说孙中山在安身立命处是完全没有中国传统坏习气的新人物。可是正像大多数安身立命处仍是旧的传统的中国士人如胡适、傅斯年等的思想却向往西方一样，（注：傅斯年的话引在胡适 1929年4月27日的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1990年版（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并加日期）。）更西化的孙中山反能看到传统的重要。故广东革命政府虽也提倡妇女解放运动，同时又不时命令颁发褒奖贞妇、孝妇、节妇、寿妇等。在军务甚繁忙的东征北伐时期，每一褒奖状的措词还要由中央五常委来讨论决定，足见重视的程度。（注：国民政府批件，第201号（1925年10月16日）、49号（1926年1月25日）、73号（1926年2月8日）、91号（1926年2月11日）、 411 号（1926年6月11日）、525号（1926年7月20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广州国民政府办公处1925～1926年。）
    钱穆曾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虽在上层知识分子们之脑筋里是早已失去了，但在一般民众中间，是依然存在的。”（注：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再版，第177页。 ）此说对上层知识分子或有不公，但至少以表现形式看，从义和团、反“二十一条”、五四到五卅这四次大的群众运动均表明民间大众政治文化的主流是抗议型的民族主义，与新文化运动面向西方的表现形式适成对照。孙中山多年与会党打交道的经历大约也使其易于注意到民间大众的抗议型民族主义倾向。故国民党在中国思想言说中的边缘地位恰隐伏了与民间大众文化汇合的大潜力。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清季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进程，边缘知识分子已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团体。边缘知识分子一方面身心徘徊于城市乡村之间，同时亦脚踏于知识分子和不能读写的大众两大社团之间，在民初城乡及士人与大众的疏离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中介作用。同时复因边缘知识分子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而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庶几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事业的一部分，故其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更为强烈。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增强了其影响，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到20年代，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惟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强而数量有限，工农人数多而参与意识不强）。（注：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第6期（1991年8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4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3～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和联俄容共从根本上既改变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形象及其在全国思想言说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其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国民党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里设置了青年部，凸显了对边缘知识青年的重视。
    联俄一点，是胡适等一些西化自由主义者肯定国民党之处。胡适是把苏俄算作西方之一部分的，故孙中山的“以俄为师”正符合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方向。胡适以为，由于中国人一向缺乏组织聚合能力，国民党从俄国学到的组织方法是“极为卓著和重要的”，是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以来第一个认真的成果，实具有里程碑性质。正是苏俄的帮助使国民党人“把一个老旧的政党在新的基础上组建起来”。国民党在容共的同时吸收了大量的边缘知识青年，胡适特别强调这些人是受新文化运动思想而不是左倾思想的影响。故胡适正式把国民革命纳入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之中，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注：这些言论主要见于胡适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主要有《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日和11月26日所收的剪报；Hu Shih,"Address atthe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Nov.9, 1926,Journalof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 V（1926）， pp. 265 ～ 283; andHu'sspeechbeforethe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 City,February 26, 1927, in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Beijing:Peking Leader Press,1927,pp.5～ 12,39～44。 并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 《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
    国民革命提出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正是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传承，亦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结果，国民党在政治文化上既保持与民间大众的沟通，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部分汇合，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央。
    同时，由于组成人员的变化，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亦有所改变。大量新文化运动青年的注入，使早已不怎么在党内活动的新文化运动文人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影响大增，北伐期间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注：蔡吴李等因容共而影响上升，继在清共时起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清共后复因新文化运动青年的大量流失而影响锐减，不久即再次先后脱离国民党权势核心，这样一个诡论性的发展过程将另文探讨。）另外，由于国民党元老大多反对联俄容共，故主动或被迫逐渐疏离于党的权势核心。结果在广州出现一个由孙中山的文武幕僚及亲戚组成的新领导核心：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和邓演达均是孙的文武幕僚，孙科、宋子文和孔祥熙则是孙的亲属。除了一个徐谦因与冯玉祥的关系貌似显赫外，广州武汉时期的核心人物均不出此圈子。在联俄容共之前，这些人大多不过是孙中山身边工作人员而已。其在党内的地位，多因与孙的关系而致。改组后则资格较老的胡、汪已渐走出幕僚范围，但代表更“新”的一代的蒋、宋则随着国民党的变新而上升尤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