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只是我们今日凭藉“后见之明”的优势得出的见解，时人则对南方潜居优势一点缺乏清楚的认识。北洋军阀固未将北伐军放在眼里，或尚在等待蒋介石重复孙中山的败绩。就是在南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同样的未能见到自己的优势。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固数度反复，国民党本身也举棋不定。关于北伐前国共双方支持或反对的讨论已多，史实大体清楚，本文不拟重复，仅就过去注意较少的地方略加讨论。
    大体而言，北伐虽然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和计划，其最后的决定实因为唐生智的突然加盟，并非完全是谋定而后动的有计划的作战。即使主战之人，所见到的时机也只是北洋正倾全力攻冯玉祥，故无力南顾，且此时不出兵则冯败后南方亦势孤。同时，主战者的一个共同倾向乃是以北伐求生存。孙中山1924年北伐的主要考虑即是“在粤有三死因”，故不得不“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有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注：孙中山致蒋介石，1924年9月9日，引自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以下径引书名），香港龙门书店1965 年重印本， 第301页。）
    1926年主张北伐最力的蒋介石亦有类似的考虑。蒋在“中山舰事件”时及其稍后虽然极为凌厉地打击了左右两边的权力挑战者，但其领导地位尚不巩固。国共两党中许多文人和黄埔系以外的武人对蒋不满者、欲推翻蒋者、或觊觎蒋之权位者大有人在。蒋自己后来回顾说，当时俄共谋夺在广州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168页。）同样，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在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也认为广东政府“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注：转引自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双方所认知的在广州的危险虽迥异，其以北伐求生存的思路则相同。且其忧虑的重点，都在革命阵营自身。故北伐的发动，实亦有不得不为的苦衷。
    北伐军自身一开始并未估计到可迅速统一江南，遑论全国，蒋介石的《北伐动员令》所提的具体战略是“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友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82页。）足见初期的计划只是占两湖而援冯，再看以后的发展。 同样，后来由福建占浙江的东路军，最初也只是对福建取守势，并无向浙江发展的宏图。（注：参见《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以下简作《东路军》）台北史政编译局1981编印，10～15页。）
    蒋介石本人大约亦未曾预料到湖南战斗的胜利会十分神速，故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趋长沙时，则发现唐生智已在那里巩固自己的势力，身为总司令的蒋，不久即被迫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不得不领偏师进攻江西实力更强的孙传芳部。这个发展对后来北伐的进行影响甚巨，却不在早期的计划之中。（注：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715～180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356～359页。）
    南北与新旧
    国民党虽未能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北伐的发动却与南方已潜居优势的大局相契合，故南北新旧之分的功用立即在战场上及战场外体现出来。过去说到北伐进展的神速，特别重视宣传及民众支持的作用。实际上，宣传对军事的推动作用，几乎不曾发生；而民众对战斗的支援，亦仅见于江南。反之，宣传在战场之外北洋治下的城市地区，却有极大的影响。而此影响的根源，即在南方的“新”。所有这些，与过去的认知都有相当的差距，应予一一厘清。
    蒋介石在任北伐军总司令的就职宣言中曾向北方军人说，只要他们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则他即引为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注：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言》，收在《蒋校长演讲集》，广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版，第238页。）无独有偶，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时，也宣言他只知救国，而“绝无南北新旧之见”。 （注：《张作霖宣言》， 原载《大公报》（天津）1926年12月7日，收在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 年版，第5卷，第384页。）二者如出一辙，足见其正是时人关注之中心。双方宣称的“无”实是既存的“有”，南北新旧正是双方区别之所在；而双方均觉有必要且实际上力图掩饰这一区分的存在，恰反证出南北新旧之分的重要性，也提示了一条检讨北伐取胜的途径。
    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显然有南北两大子文化之分。（注：参阅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陈氏的出发点及推论皆有偏执处，但亦搜集了不少时人关于南北之分的见解。）老庄与孔孟，颇代表两股不同的思想倾向。而随着气候的变迁，渐形成南人食稻北人食麦的大区分。主食的歧异从耕作到饮食，影响各地居民甚巨。故两千年的治乱兴亡，变化万千，南北之间或明或暗总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有差异而存紧张之南北却能统一于大中华之下，实赖传统文化的维系作用。儒道两家虽基本上一在朝一在野，却早就超越其产地而成为全国性文化主流。故饮食习惯和方言虽相差仍远，在“书同文”的基础上却是一直存在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言说。
    以前不少学者受西潮影响，总想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一个维系全国的统一商品市场，却总觉勉强。殊不知中国早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意识市场，恰起着商品市场在近代西方的作用。但清季民初形成的尊西崇新的大趋势是以粉碎传统为代价的。传统既碎，同时有意识的“新的崇拜”虽成主流却未能完全压倒对传统文化的“无意识传承”，（注：关于新的崇拜，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9月、12月）。 关于无意识传承，参见Thomas A.Metzger. "ContinuitiesBetweenModern andPremodern China:Some Neglected Methodologicaland Substantive Issues",in Paul A.Cohen and MerleGoldman,eds.,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0,pp.263～292。）更未能替代传统文化的维系功能， 故进入民国乃渐呈分裂之象，而南北之分的政治意味亦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