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南北之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谓，但政治上大体渐成国民党势力范围和北洋势力范围的代名词。后来的学者率多以南北谓北伐时的双方，但通常视为一众皆认可的习用成语，少有认真分析其具体作用者。陈志让先生是少见的注重南北之分的学者，他的“军绅政权”一书中有专章讨论“南北之分”。不过陈先生所分是严格按照军阀控制的地盘而言，有其特定的界说，与时人的概念不尽相同。（注：陈志让：《军绅政权》，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24～33页。）本文所讨论的南北之分，乃是北伐当时人心目中的一种地缘文化观念。时人虽无十分严格的界说，但大体以长江流域及以南的稻产区为南方的范围。本文尤其注意的是当事人自身的地缘文化认同，例如北军驻湖南，则不仅湖南人不承认其为“南人”，北洋军人自身亦不认为其属于“南”。正是这样一种地缘文化的认同，对北伐战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北伐前的一个显著现象，即是南人的“经济北侵”和北人的“军事南伐”。盖民国时的金融经济组织已渐采西人经营方式，而南方开埠较早，此类人材较多。故即使北洋的财政巨擘交通系，其主要成员均为南人。而北方民间更是“各大都会最有势力的经济组织，都握在南方人的手里”。北方自军人主政，常思武力统一南方。其中一个原因，大约即是为国用兵乃军人干政的最好口实。结果是“南方驻防军队，乃多北人”。（注：本段与下段，参见于：《杂评》，《东方杂志》，23卷21号）1926年11月10日），3～4页。）
    实际上，统治南方省份的北洋军自己就最讲究南北之分。齐锡生先生注意到，北洋军虽驻南方，兵员则仍从北方补充。并不招募南人。由于北人食面，故南方“各大都市的小本营生，如馒头点心店”则多为北人。北人在南方除当兵及连带的做官外，即以这些小本营生为代表。相比之下，与南人在北方的得意甚不相同。故北洋将领亦常以北方的地缘文化认同教育士兵，多警告其部属曰：老实的北方人与狡诈的南方人打交道，只有吃亏。（注：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45、75、115。）
    直系军人李倬章在1924年任河南省长时曾说：“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注：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6页。 ）颇能代表北洋心态。这正是主张联省自治的章太炎所强调及反对的。章氏在1921年指出，东南各省，其督军无一出于土著。要者，皆是“以客军之威力，制在籍之人民”。（注：章太炎：《致川湘粤滇通电》，1921年3月 11日，载《申报》1921年3月15日， 收在汤志均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径引书名），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611页。 ）故北伐时有人即强调：“长江北洋派对于地方人民之态度，始终等于满洲驻防。全省大权在于督军，地方政柄，亦在军队。”（注：《东南时局感言》，《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该刊不署名之评论，多出自编者胡政之手。）
    以客凌主，正是北洋统治南方的关键。故北洋军人强调自身的认同以巩固其内部，而章太炎站在南人立场，乃坚持长官必由土著出。正因为如此，章氏虽主张联省自治，对宣布自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即以其为北人而“拒绝之”。其南北之分的立场十分鲜明。 同样， 当蔡元培在1921年主张南北停战息兵时，章氏即责蔡曰：“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欲作南方之李完用耶？”蔡氏虽辩称“南人北人，同为中华民国国民，不能以李完用为喻”。章氏则以为中国之下，仍有南北之分，故云“南方之李完用”而不云“纯粹之李完用”，亦颇相宜。（注：章太炎：《关于浙江省宪之通电》，1921年6月11日， 及章氏次年与蔡元培来往函电，均收在《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612～613、632～633页。）
    有意思的是，北洋军阀中亦有人将蔡元培视为南方的细作。李倬章在1924年曾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南方孙中山最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我们北方人，千万不要上他的当。”（注：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136页。 ）孙中山固与新文化运动不生关系，蔡元培一身兼国民党元老和新文化运动的监护人，的确提示了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某种衔接。李氏的话恰好表述于国民党联俄容共后不久，颇能从不同的角度印证胡适关于联俄容共政策将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连接起来的判断。
    同时，李氏将“新文化”与“历来之优美天性”相对立并分别与南北相连，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南新北旧的时代认知。这个观念到北伐时几乎成了士人的共识，胡政之即以为北伐是“思想问题，演成战祸”。胡氏主办的《国闻周报》更指明：“无论何人，要不能不承认”南方是能“统率民众支配民众之新势力”。（注：记者：《国庆辞》；不署名：《中国时局与日本》，《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12月5日。 ）周作人也明言：“南北之争”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注：周作人：《南北》（写于1926年10月31日），收《谈虎集》，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重印，上册，第217页。）
    夫民主者，新而西也；酋长者，旧而土也。若周氏语尚含混，严慎予即已宣称北伐到长江乃“渐成新旧思想之真正接触”。而《晨报副刊》一署名百忧的作者更断言，此次战争是“新起的与旧有的两大势力的剧烈冲突”，故名之曰“新旧大战争”。（注：（严）慎予：《赤化与复辟》，《国闻周报》，1926年9月12日；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 ）说这些话的人多为与南北双方尚无直接干系的留日生，后来胡、严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此时则除周氏外，均尚未明确其亲南的色彩。他们的用语虽异，但南新北旧的认知实与李倬章同。
    南北地域之分既与民初盛行的尊西崇新的大趋势相结合，双方的意识标帜也就渐与各自的地缘概念等同起来。南方之新既与其联俄容共有关，联赤反赤乃成划分新旧的重要标准。西化派知识分子如胡适所欣赏赞扬者，正章太炎所鄙薄而北洋派所标榜反对者也。不过，虽然章太炎与北洋军阀都反赤，其所反之“赤”尚有区别。
    章氏主张中外之别大于南北之分。故章本支持黎元洪联奉打吴佩孚，待见奉军之张宗昌部用白俄军队打中国人，即以为是“叛国之罪”，旋转而联吴反奉。北伐军兴，章亦因国民党军用俄国顾问，力主反赤，并支持北人孙传芳讨南方之“赤”，颇不为南人所谅。到九一八后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之名制止学生运动时，章氏又转而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注：章太炎：《复善后会函》，1925年1月26日，《致宋哲元电》，1935 年12月21日，收《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764、791页。）态度似乎数变，而立场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