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吴佩孚也以反赤为标帜，但其要反的重点首先是北方联俄的冯玉祥。盖张、吴同时也认为与国民党的斗争是南北之争，故其反赤的取向是由内及外。章太炎则更有战略眼光，早就主张吴佩孚“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但未见听。惟孙传芳地处南方，虽在北伐初期主张保境安民，却很快认识到其北人的认同实不利于保境，故在章太炎的指教下改为保国安民，标举国家的认同。孙氏一面力图淡化南北意识，指责国民党“强分南北”以革中华民国之命；一面斥南方联俄为叛国，在南方意识的非本土性质上大做文章。故孙氏为主“此役非南北之争，乃非过激派防制过激派，乃中国人抵御非中国人”。（注：章太炎：《电吴佩孚等》，1926年8月13日；孙传芳：《通告》， 1926年12月26日，收《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78～879、881页， 章太炎：《致孙传芳电》，1926年9月4日，载《晨报》，1926年9月10日3版；孙传芳：《致蒋介石电》，1926年9月7日，《致蒋介石书》， 1926年8月下旬，均载《国闻周报》，1926年9 月 2 日； 参见 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115。）
    可是无论孙氏如何努力淡化南北意识，终不能改变其以客凌主的实质。北伐军因其南方的地缘文化认同，在作战时颇获南方各省民众以及地方军队不同程度的支持。北洋军驻南方既类满人驻防，北伐之进展遂有辛亥倒清之势，其取胜自不能纯以军事因素而定，辛亥倒清，并未靠多少宣传。北伐成功，是否像以前所认知的那样依赖宣传之力呢？
    孙传芳尝谓其在江西的战败，“最大的原因，就是革命军的宣传力太强”。（注：《国军政工史稿》，台北1960年编印，上册，第290页。按此语不像孙氏口吻，但意思或大致不错。）北伐结束后，半独立的东北的《盛京时报》曾评论说：“此次国民政府成功，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为善于宣传之所致。”（注：丐：《宣传》，《盛京时报》，1929年5月6日3版。）可见北伐取胜靠宣传乃是当时一般人的认识。 这种认识的渊源，部分即始自国民党人自身，孙中山素重宣传，尝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用一成。”（注：转引自张培新：《北伐时期群众战之研究》，台北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年版， 106～107页。）1921年广东非常国会所成立的民国政府， 即设有排列在各部之上的宣传委员会，这还是在联俄之前。国民党改组时，孙又说：“这次国民党改组，所用救国方法，是注重宣传。”（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184页。）显然是重宣传胜过武力。联俄之后， 苏俄也向以政治宣传见长。故外界产生北伐靠宣传取胜的认知，亦良有以也。
    但宣传对作战到起多大的实际推动作用，却需要仔细观察，宣传对战事的帮助，必须落实于发动民众支援作战。这在广东的东征时，已见功效，但民众支持作战最明显而热烈的，还是在湖南。蒋作宾在湖南战役后总结说：“此次我军胜利之快，实得人民之力居多。每次战争时，人民或组织敢死队，在我军进攻时，以扰乱其后方……敌人败退时，人民并指示一切：何者有危险物之埋伏，何者为敌人机关；并为响导，取捷径追敌。当我军进攻时，人民送茶送饭，络绎不绝。”（注：杨信孚：《北伐中之农民的实际行动》，国民党中央军人部1926年版，第8 页，转引自张培新《北伐时期群众战之研究》，第157页。 关于湖南民众对北伐的支持，参见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58～65、84～91页；《第四军纪实》，73～75页。）这大体概括了湖南民众支援的情形。
    但湖南的局势有其特殊之处。一是湖南大部在唐生智治下时，已允许国民党（含共产党）搞农民运动。先有基础，故发动较易。但更重要的，乃是赵恒惕被唐生智驱逐后即引北军入湘，湘人对像满清驻防一样的北军早已“恨之入骨”，不待宣传，也会起而助南军。早在1917年到1918年的护法之役时，湖南人民对与北军作战的湘军已给予热烈支持，其实际情形与蒋作宾所述的北伐情形完全相同，李品仙身历护法与北伐两役，亲身体验到两次军民合作的相同。（注：《李品仙回忆录》，38～42页。）故湖南民众对北伐的支援，主要还是地缘文化的认同在起作用。
    同样，何应钦率领的一支小规模的东征军之所以能在福建取胜，也靠的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的影响。先是蒋介石以双方兵力悬殊，曾电令何应钦务取攻势防御，切不宜急切进攻。何氏则以为兵力少正宜攻不宜守，并力陈福建周荫人部以北军而作战于南方的种种不利：福建多山，而北方人“不善行山路”，故“山地战乃其所短”。且北军竭力搜括，“闽民恨之入骨”，尤其“商民怨恨已极”。更重要的是，“福建内地，民军蜂起，到处扰乱敌之后方，破坏敌之交通，袭击敌之辎重，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其败必矣。”结果恰如何应软所料，北伐军一进福建，所向披靡，其中，“闽省民军之策应支援，其功尤不可没”。（注：《东路军》，15～41页，引文在第15、39页。亦见Donald A. 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pp.203～205。）
    后来到了浙江，何应钦亦有求稳心态，主张缓进。新到的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则力主疾进。结果白部在浙江一往无前，取胜颇速。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靠的浙江地方军与孙传芳北军的矛盾。（注：《东路军》，56～84页；《李宗仁回忆录》，448～450页。）故当时有识之士已指出：北伐军在江南获胜的第一理由，即为“东南一般人民反对北洋驻防”。盖“对于十余年北洋驻防长江之压迫，一般乡民，不平已久。……一旦战兴，彼宁能不助其语音相近似而纪律较佳之南军以驱逐其素所怨恨之人乎？”（注：《东南时局感言》，《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一言以蔽之，正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而不是政治宣传，使北伐军一路顺风打到南京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