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北洋体系在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内斗空前，渐呈现崩裂之象。以前北洋军阀的内斗，向有“电报战”之称，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通电多于交战。故洋人尝称之为“天朝滑稽剧”。 （注：Ethel A.Munphy, "CelestialOperaBouff, "Travel Magazine（Floval Park,N.Y.），40（April 1923），p.15。此文出处承林霨教授指点。）但两次，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动员的兵力是以前战争的数倍，而伤亡则数十倍之。（注：Hsi-sheng Chi （齐锡生），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Calif. :Sr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37～ 141，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 参见Arthur N.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Turning Point, 1924～1925,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尽管如此，仍未能产生出一个确定的赢家。结果是北洋内部及民间对于一个有力军阀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丧失。孙传芳尝谓“中国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者，皆蒋介石吴子玉二人之过”。（注：《晨报》，1927年7月20日3版。）盖蒋、吴均有武力统一中国之决心，而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有统一全国的雄心。
    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虽控制北京，其心目中仍以东北为第一考虑，并不曾摆脱客居的性质。张虽开府于北京，其子张学良即公开表明，张之所以任大元帅而不就总统，“即表示其为临时的位置”。（注：《晨报》，1927年7月20日2版。）此时北京的读书人已在民间讨论武力统一是不是“迷信”，即最能表明武力统一观念的没落。（注：许仕廉：《武力迷信的心理危机》、《再论武力统一》、《三论武力统一》；砚贻：《武力统一的观念是迷信吗？》；许仕廉：《论武力答砚贻先生》，先后载《晨报副刊》，1926年4月27日、5月11日、5月18日、5月25日、7月20日。）
    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体系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各方所争，不再是要争取一人一阀独大，毋宁是防止任何一人一阀独大。正如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仕廉所观察的，“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注：许仕廉：《再论武力统一》，《晨报副刊》，1926年5月11日。）北京政府已失去统驭能力， 北洋体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由于群龙无首，各地中小军阀复频繁互斗。北洋体系分裂日甚，阀下有系，系下有派，各不相让。打“翻天印”，临阵独立、倒戈等现象频仍。有鉴于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在北伐前夕曾出面倡导北洋内部息争团结。但终因群龙无首，收效甚微。北洋体系已是名存实亡。
    同时，北洋内斗的结果，在最上层是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新兴起来的是基本未受过教育的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甚顾及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对其所有上司和同盟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倒戈行为。他最后也因部下倒戈而失势。奉、鲁二张，特别是鲁张，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文人学生，更使北洋政府统治基础尽失。
    由于北洋内斗规模的扩大及战争的日益现代化，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近世中国虽然是内忧外患频仍，东部江浙一带自太平天国以后基本未受战争骚扰，第二次直奉战争却以江浙战争为导火线。结果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受战争之创伤也最重，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注：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 135～137。）
    胡政之在1926年分析说：“过去多年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故各行各业之人虽有不满，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交取小利而不可能。……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全社会之态度一变矣。”（注：记者（胡政之）：《国庆辞》，《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该刊无统一页码，故不引页数）。）
    胡氏的分析甚有意义。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的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形成了全国性的思想言说，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更重要的是，正在这样一种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
    与北洋内部提倡和平团结相反，南方采取的是武力整合的方式。北洋军阀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乃能从容以武力统一广东。再加上李宗仁等新桂系的统一广西和唐生智在湖南驱逐吴佩孚支持的赵恒惕，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与北方的四分五裂适成对照，北分南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恐怕是此时惟一尚有统一全国信念的政治力量。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异，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