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武艺卒，子大钦茂即位。唐遣使册封“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其父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钦茂承诏赦其境内，遣使随（唐使）守简入朝贡献”。（《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大钦茂在位期间，对唐朝谨守臣礼，“频遣使来朝，或间岁而至，或岁内二三至者”。并“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积极输入中原文明。“迄帝世朝献者二十九。宝应元年（762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唐会要》卷36、《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渤海终于从对唐战争的阴影中走出，重新得到唐朝的信任和赏识。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渤海国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大钦茂仍积极开展与日本的交往，即位后第二年，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便派遣若忽州都督胥要德、云麾将军已珍蒙等出使日本，表达了“义洽情深，每修邻好”的意愿。（《续日本纪》卷13《文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大钦茂时期虽然与唐朝恢复了友好的臣服关系，但因为边界问题与东南部新罗政权的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唐贞元六年（790年）新罗元圣王“以一吉湌伯鱼使北国”，（《三国史记》卷10《新罗元圣王纪》）欲与渤海通好，但渤海反应较为冷淡。渤海一代与新罗政权关系似乎敌对时间长，通好时间短，这对渤海王国与日本交往的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渤海努力保持与日本友好的交往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即是为了对新罗形成一定的威胁。
    渤海国在大钦茂时期，社会经济与政治迅速发展，逐步由落后的奴隶制度向唐朝的封建制度发展。渤海国是以靺鞨为主体民族，渤海中心地区的靺鞨人与边远地区的靺鞨人社会发展不平衡，他们居住在平原、山川、森林、河流等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其社会经济呈现出农、牧、狩猎、采集多种类型共存的复合型经济状况。这决定了渤海国对外经济交往活动十分频繁，形成了与唐朝、日本及邻近民族和政权之间的五条交通要道，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外贸易活动直接关系到渤海经济的兴衰。在渤海对外贸易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唐朝，其次即是日本。因此经济利益又是渤海努力保持对日本交往的重要目的之一。
    在大钦茂前期，渤海与日本交往的目的尚是以政治为主。大钦茂后期，逐渐转向以经济目的为主。这从渤海国派往日本使团长官的身份便可反映出来。大钦茂二十二年（759年）以前派遣到日本的渤海使团长官是以武将为主，如辅国大将军、行木底刺史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二十五年以后，渤海使团的长官则转为以行政官员为主，如政堂省左允王新福、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史都蒙、匡谏大夫、工部郎中吕定琳等。9世纪以后，日本在经济贸易上开始限制与渤海进行交易，但却主张与渤海进行文化交流。于是渤海以有才华的文官为使团长官，可称为文化大使，如文籍监裴颋、文籍院少监王龟谋、裴璆（裴珽子）等人。（《渤海国志长编》卷7《大事表》）
    由于渤海与日本交往具有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渤海与日本交往中除非重大原则问题以外，对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渤海王室往往权宜处之。如大钦茂时期，日本孝谦天皇欲使渤海对其称臣，在国书中称：“仍检高丽旧记。国平之日上表，文云：族惟兄弟，义则君臣。或乞援兵，或贺践祚。修朝聘之恒式，效忠款至恳诚”。（《续日本纪》卷19）对于日本要求渤海国称臣的原则问题，渤海王没有让步，采取回避的态度婉转地拒绝了日本。从大钦茂十六年到三十五年，约二十年间，日本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在此期间改称渤海王为高丽王，渤海使改称高丽使。但渤海王在国书中始终没有向日本称臣。由于渤海作为日本在大陆上的政治、经济伙伴，对日本有重要作用，大钦茂末年日本天皇在与渤海往来的国书中又恢复了“渤海国王”的称呼，并不再提让渤海称臣之事。
    对于日本视渤海为高丽的后继者，渤海王室并没有特意去辨别，而是向日本提出依照高句丽旧例进行交聘活动，并利用这一点作为与日本拉近关系的手段。如渤海康王大嵩璘时期，日本打算将渤海与日本交聘的时间定为每六年一次。798年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的国书中说：“六年为限，窃惮其迟。请更贶嘉图，并回通鉴，促其期限，傍合素怀。然则，向风之趣，自不倦于寡情；慕化之勤，可寻踪于高氏。”（《日本逸史》卷7）以高句丽与日本交往的旧例向日本提出请求，不要限制交聘的年限。日本桓武天皇依其所请，“宜其修聘之使，勿劳年限”。（《日本后纪》卷8）可见渤海靠此手段是可以获利的。
    由于上述原因，自渤海与日本交往初期以来，以高句丽后裔身份的官员为使团成员的现象，终渤海一代始终存在。据学者统计，渤海与日本交聘前后派遣使团34次。[2]（P142）据笔者所见的日本史书记载统计，渤海以高句丽后裔身份的官员为大使的有7次：
    渤海与日本首次交聘，大武艺仁安八年（727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宁远将军高仁义。
    文王大钦茂大兴二十二年（759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辅国大将军、玄菟州刺史高南申，副使高兴福（官职无载）。
    大兴四十二年（779年）派遣的押领使为高泮弼。
    康王大嵩璘正历十五年（809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和部少卿高南容，又有首领高多佛。
    定王大元瑜永德元年（810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高南容（再次出使日本）。
    宣王大仁秀建兴五年（823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高贞泰（官职无载）。
    建兴七年（825年）派遣的使团大使为正堂省少卿高承祖。
    日本史书中关于渤海到日本交聘团的成员，一般只记载大使与副使的名字，对一般成员记载不多，在仅有的几次关于使团一般成员记载中都有高氏官员，如：
    文王大钦茂大兴三十九年（776年）派遣的使团，大使史都蒙、大判官高禄思、少判官高郁琳、判官高淑源、大录事史道仙、少录事高珪宣等。（《续日本纪》卷34）
    僖王大言义朱雀二年（814年）派遣的使团，大使王孝廉、副使高景秀、判官高英善、王升基、录事释仁贞、乌贤偲、译语李俊雄等。（《日本后纪》卷24）
    大彝震咸和十一年（841年）派遣的使团，大使贺福延、副使王宝璋、判官高文k22l614.jpg、乌孝慎、录事高文寅、高平信、安欢喜。（《续日本后纪》卷11）
    大彝震咸和十八年（848年）派遣的使团，大使王文矩、副使乌孝慎、大判官乌福山、少判官高应顺、大录事高文信、中录事多安寿、少录事李英真等。（《续日本后纪》卷12）
    尽管这是非常不完全的统计，但也可反映出在大钦茂时期使团成员中高句丽后裔身份的官员明显高于其他时期，这与大使的民族出身所反映的现象是一致的。日本方面迎送渤海使的官员有时也以流入日本的高句丽后裔来担任，如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八年（777年），渤海使“史都蒙等归蕃。以大学少允、正六位上高丽朝臣殿嗣为送使，赐渤海王书”。（《续日本纪》卷34）
    若将渤海政权派往日本的交聘使团成员与派往唐朝的朝贡团成员的民族身份相比较，可看出渤海派往唐朝使团的成员主要是以王室大氏贵族与靺鞨贵族为主，而高氏官员与汉姓官员的数量大致相当，数量都较少。渤海以唐朝为宗主国，接受唐朝的册封，担任唐朝的地方官官职，与唐朝有密切的朝贡、质子等政治关系。对渤海来说，对唐朝的朝贡远比与日本的交聘更为重要，派往唐朝的使团成员的身份更为尊贵和重要，应是渤海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渤海统治集团的民族构成。因此，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渤海王以原高句丽遗民身份的官员出使日本，只是一种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