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天之生人也，无厚无薄，无贵无贱，要皆一视同仁，不使有一夫之失所，是以日月所照临也，雨露之滋润也，太空之气之与人人呼吸也，自然之利之任人所求也，皆无有阻止占据于其间者。地亦犹是也。”在他们看来，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是充足的，人人有享受的权利。“余读圣书至《马太》六章，未尝不欣然称羡曰：‘此耶稣之富国策，惜人不知之也。’其言曰：‘尔曹勿虑生命何以食？何以饮？勿虑尔身何以衣？试观天空之鸟不种不植不积于仓，然而天父养之，尔非甚贵于鸟乎！’又曰：‘人当先求上帝之国与其意，则所需之物不求而至矣。’此章言浅意深，盖以上帝生人本有自然之利。”上帝生人并没有贫富贵贱之分。贫富的出现是由于一部分人剥夺了他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例如，中国上古时代土地公有，社会贫富差别不大，人人生活康乐幸福，然而自井田制破坏之后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尧舜之时，民皆有地，故其言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其愉快为何如也。自商鞅起而井田之法废，吞并之风炽，于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虽有言利之臣，愈求富而富愈远，以失根本故也。”（注：《富民策》，《万国公报》第114册（第10年第6卷），1898年7月，第9页。）
    那么，如何解决贫富矛盾呢？他们认为实行亨利·乔治的“按地科租”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盖按地者，按其价之贵贱也；科租者，科其租之多寡也。如国中之地，毋论其在城在乡，用与未用，均估其价值若干。今有此地者，照价四五厘之租以充公用，如修路通道、立学读书以及国家之钱粮，官府之用度，皆可取给于中。如此则有地者必不欲留多余之地以出重租，势必退让与人，贫者得之，即可自食其力。且以出租之故，多用工而少用地。夫多用工则可格外生财，少用地则可随便得地。”这是说实行土地归公和单一地租税，可以消除贫富矛盾，可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此不仅是“富国之第一策”，也符合“上帝之公义”。
    他们认为亨利·乔治这种“按地科租”方法要比其他税收政策好。“盖钱粮关税皆阻生财之路者也，于物之未成而征之，则业之者固显受其害；于物之既成而征之，即售之者亦暗受其亏。何若只收按地之租，悉免他途之税，则百姓虽出钱粮，犹如未出。因此租税者固向之归于地主者也。今之归之地主者而归之于公用，岂非不加征而民足乎！且不第民足已也，地税一兴，则各地之开销均出公用之中，不必另筹款项，其归之国家者，则反涓滴归公，非如他税之易于侵渔，易于偷漏。盖公私两便，即上下皆优矣。”（注：《富民策》，《万国公报》第114册（第10年第6卷），1898年7月，第10页。）
    “按地科租”不仅比其他各种税收政策好，也比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更优越，因为“井田制”虽然可以表面上做到按数量授田，而事实上不能彻底解决实际存在的土地肥瘠差别问题。“盖井田主于分地，人或知用不知用，岂能一律。此则不必欲人皆得一地，而使人公用此租。譬人有田千亩，有子十人，以数计之，人当得田百亩。然此千亩者则各有肥瘠之不同，斯得之者亦各有厚薄之各异，其势不能均也。若律以科租之法，使得膏腴者出膏腴之租，得沙漠者出沙漠之租，地不能合，而以租合之，所谓截长补短，以羡补不足者。此则不能均而必筹所以均之也。均则既无大富生斯世者，皆得含哺鼓腹于光天化日之中，岂非太平气象哉！”（注：《富民策》，《万国公报》第114册（第10年第6卷），1898年7月，第10页。）
    他们在文章中还论述了物质利益的创造与分配等问题，批驳了工人的生活依赖于资本家的错误观点，指出：“生财者，地也；成财者，工也。所谓本者，乃工之所生，以助工格外生财者也……《大学》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诚以工为要，而本为末，非可相提并论者也。故虽在佣工之辈，外似依其主以为食，而实因其能为主生财故用之耳。如其所生之财不敷其工价，吾知必摒逐而不用矣。此以知工乃自食其力，非主之所养也。”他们认为工人之所以受资本家剥削，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赖以独立生存的土地。“今日之工必待富室之养，实由地主将地占尽，使其无可立足，故听其指挥而不敢有异说也。使地租之法立，则工价不足其用，即可改而归地，有用之者其价必优。”（注：《富民策》，《万国公报》第114册（第10年第6卷），1898年7月，第10页。）
    在《地工本三说》中，他们认为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依赖于土地、人工和资本三个条件。“三者之中则以地与工为先，而本居其次。功用不可缺，次序不可乱也。”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生活条件，“上帝所造以养人者也”，如稻粱粟麦黍稷之可食，桑麻棉之可衣，山生林木藤萝，水产鱼盐蜃蛤，其它如三品之金，十谷之玉，深渊之珠宝，大海之珍奇，与矿产煤铁，天空雷电，日月光照，雨露滋润，泉水止渴，空气呼吸，以及一切风力水力，均为自然产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土地，“且用地者，亦不仅农夫一流而已也，如士人有假馆之地，商贾有贸迁之地，百工有居肆之地，皆需地以为用。”大地产生的物质资料是丰富的，但依赖于人工的采集与加工，所以人工也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里他们强调的“工”不仅仅是工人的劳动，而是泛指一切人类创造活动。“夫工之称属乎人，工之效视乎事，天下人莫不有事，天下事即皆谓之工。”“凡有功者，皆工也。故讲道之牧师，读书之儒士，诊疾之医生，此三等人者，皆用智之工也。”凡是参与财富的创造者，皆可称之为工，就连商人与政府的官员也属于“工”之行列，“且不但生材者工也，能保材者，亦莫非工。故上而君王，次而官长，下而兵丁逻卒，推之或任监督之责，或司转运之劳，亦皆工之属也。”至于资本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助工以生材”。“究其大用，则在于通商一事，可以使有无相易，彼此相通”而已。（注：《地工本三说》，《万国公报》第124册（第11年第4卷），1899年5月，第5页。）
    由于地、工、本三者共同参与创造了财富，因而派生出地租、工价和本利三种利益分配方式。在他们看来，工价与本利的获取是正常的，“以工本固其人之所作也”，而地租归之于地主则是不应该的。他们在《论地租归公之益》中指出，地租是众人创造的，应当归之于公。“租之所出，由于地限，限之上为租，限之下为工价，为利息。故地限愈下，地租愈增，此一定不可移易者也。然不仅农田然也，山矿之地，城市之地，亦莫不然。以此知租之所出，实由人众而成，不仅以地之肥瘠而定。是以市肆之地，既异于城乡，近郊之地，又异于旷野。观人之多寡，即可知价之高低；观价之高低，即可知租之贵贱。此非众人之所成乎？租既为众人所成，利自应众人所得。”（注：《论地租归公之益》，《万国公报》第125册（第11年第5卷），1899年6月，第10页。）
    在《自由篇》中，马林与李玉书借用斯宾塞的观点，批驳了土地私有制传统观念，强调指出消灭土地私有制是实现人类自由的最基本条件。文章说，地主占有土地凭借的不过是一张田契，这决不是合理的产物，而是暴力掠夺的结果。“考其原始，必由霸占，无论以权术，以战争，非此终不能得地。则是契中所写之字迹，非笔也，刀也；其所钤之印信，非朱也，血也。”针对土地世代辗转继承下来的说法，他们批驳说，土地的最初占有充满着暴力，这一事实本质不能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犹如盗贼攫夺他人财物，辗转更易其主，而赃物的性质却不能改变。盗贼窃取钱财使用一时，土地占有则岁取代征，父死子继，未有穷期，比盗贼的掠夺行为更甚。针对土地由祖先开垦后人继承而来的说法，他们批驳说，私人开垦土地虽然可以改变地形和产物，但也不能成为世代占有的理由，因为土地是上帝赋予公众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任何个人都无权据为己有。“譬有空宅于此，芜秽不治，乃入居之，为之修理装饰，将来其主至，势必退让……固不能久假而不归也。惟地亦然，天生众人，即生养人之物，如太阳、空气、雨露、霜雪之类，皆人人所应得，而非一人所独私。地之属于人群，亦犹是也，人群来，则地力在所必得，不因先至而有，后至而无也。”（注：《自由篇》第6章，“论地”，《万国公报》第140册（第12年第8卷），1900年9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