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是中国历史上财政最充足的封建王朝。《通典·丁中条》载："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至唐初，黄门侍郎珪上奏太宗曰：隋代"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1]。直到贞观十一年（639年），隋代遗留下来的积蓄还用之不尽。《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曰："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王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代财政充盈的程度使后人惊叹不已，唐人杜佑赞隋代"资储遍于天下"，其富庶程度"魏晋以降未之有"[2]。宋人马端临叹"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若隋"[3]。因此，隋文帝时期财政的殷富成为历史上的千古之谜，"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其实，这个千古之谜的谜底就是隋文帝时期的财政改革。
    一改革均田制，调整土地占有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问题解决不好，生产力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和阻碍。因此，隋文帝一即位，就对北魏以来所实行的均田制进行了整顿、改革和完善，以调整隋代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的占有，使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隋代均田制是开皇元年颁布的。《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云："及颁新令……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北齐之制[4]，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隋代自均田令颁布后，为了改变土地占有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十余年间又进行了多次改革。开皇元年（581年），废除了原来丁牛受田的规定。北魏、北齐时，都规定丁牛可以受田。如《魏书·食货志》中云："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至北齐，丁牛受田的数量又有所增加，"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5]。隋代一开始颁布均田令就取消了这一规定，禁止耕牛受地。丁牛受田的废除，是调节农民对土地占有的一个重要措施。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小自耕农家庭饲养的牛数量是很少的，尚有不少农户缺少耕牛。而官僚贵族和豪强地主却拥有大量的耕牛，废除丁牛受田，就使地主阶级利用耕牛多占土地受到了限制，有利于解决农民无地少地的问题。
    开皇十年（590年），增加了士兵受田。隋初的军事制度实行的是府兵制，这一制度是西魏、北周时期创建的。府兵制原来实行的是兵农分离，军人世代为兵，户口由军队管理，不入州县户籍。由于士兵是专业化的，国家统统不分配土地。后来随着全国政治的稳定，府兵制开始从兵农分离走向兵农合一。于是，隋文帝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对隋代所沿用北周的府兵制进行了改革，完成了兵农合一的发展进程。《隋兵》卷二四《食货志》载："魏末丧乱，寓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战，居处无定……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从此，军队取消了专业化的性质，府兵军士与农民完全一样了，平时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即所谓的"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当到服兵役时，才去部队里从事戍卫和守边。他们的户籍从此隶属于州县，由地方政府统一管理。由于府兵制与均田制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广大军人从开皇十年（590年）以后开始参加受田。因为军人大多出身于农民，军人受田扩大了农民的受田面，也就是说在社会各阶层中农民受田的人数增加了，从而改善了农民受田的比例和受田的总数量，也同样促使了原来大多数农民少地缺地的现象得到改变。
    开皇十四年（594年），对官府机构实行公廨田。隋代在开皇十四年以前，官府机构的办公用费是通过官营高利贷来解决的。国家财政给台、省、府、寺等部门发放公廨本钱，使其收息取给。众所周知，高利贷对农业的危害是极大的，农民因困难不得不借债，但又很难偿还高额利息，往往是卖掉仅有的土地，从而使农民的土地被豪强地主所兼并。开皇十四年，工部尚书苏孝慈提出废除此法，将公廨钱改为公廨田，避免官府与民争利，确保农民所占有的土地。《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本钱，迴易生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迴易取利，一皆禁止。"这里只言"给地以营农"，其实是指公廨田而言。如《隋书》卷二《高祖纪》所载，此年废除公廨本钱后，"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公廨田实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让利与民，提倡兴化之道，但在客观上却保护了农民土地的稳定性，使他们的土地能够长期占有，这对维护农民的土地占有权是非常有利的。
    仁寿四年（604年），取消妇女和奴婢的受田规定。在这一改革之前的均田制，妇女、奴婢和部曲皆是受田的对象。如北魏太和九年（485年）田令规定："妇人二十亩，奴婢从良"[6]。北齐河清三年（564年）田令也同样如此，"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7]。隋代前期的均田令"皆遵后齐之制"，当然保持了这一内容。仁寿四年，对均田令中这一规定进行了改革，"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8]。按"未受地者皆不课"，妇人、奴婢和部曲免除了课税，也就不参加受田了。这一改革对调整社会各集团土地占有的比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地主不仅妻妾成群，而且拥有大批奴婢和部曲，如隋代扶风的豪族窦荣定，一次就受赐部曲8000户；梁睿受赐奴婢1000口；于义宁受赐奴婢500口[9]；大权贵杨素，有家僮数千人[10]。妇人、奴婢和部曲同良人一样参加受田，势必会以此而占有大量的土地，使广大农民无地可种，更加剧了隋代土地占有的不公。改革中废除这些人受田，有利于缓和隋代土地占有不公的矛盾。
    以上是隋代对均田制的一些重大改革，除此以外，对受田对象的年龄、受田的数额也作了许多调整，这些都是通过割除制度本身的弊端来解决土地占有的悬殊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还通过严格执行均田制和打击豪强兼并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从北魏至唐各个时期，隋代的均田制在调整土地占有关系方面是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