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到中日甲午战争，是晚清对外开放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实践上，贯穿这一时期的洋务运动，使“师夷长技”的思想变为具体行动；在理论上，涌现出了以洪仁玕、冯桂芬、李鸿章、郭嵩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为代表（注：笔者认为：洪仁玕虽然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物，代表其思想的《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内如同一纸空文，而其思想与稍后的洋务思潮如出一辙。）的实行家和思想者，使对外开放思想成为朝野上下一股不大不小的新思潮。
    首先，认识世界变局，批判闭关思想。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巨大民族危机之后，许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中国正面临着“开辟以来之大变局”。（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155页。）李鸿章曾上奏指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1～42页。）王韬也说：“开辟以来，至尧舜而一变，以荒陋之天下而为文明之天下；至秦汉而又一变，以封建之天下而为郡县之天下；至今而又一变，以中国独治之天下而为四洲相通之天下。（注：《申报》，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他们从西方各国“远方毕至”、叩关互市的现实景观中，看到了以火车、轮船和电报为主体的近代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巨大威力，意识到了世界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三代之时，天下犹囿于一隅，今日之时，天下将极乎一致。”（注：《申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注：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一版，第208页。）也正是基于这一新认识，他们开始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中外对比中去论证清廷改革的方向。冯桂芬就尖锐地指出了清政府的弊政，“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98页。）王韬则强烈地呼吁破除封闭，顺应潮流，在开放中变革自强。他说：“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注：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一版，第177页。）薛福成也认为，“从前闭关独治之说，非所施于今日也。”必须于开放中学习西方，“集西人之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390页。）才能致富图强。
    其次，举办实业，振兴商务，企望建立以通商为主导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阶段的前期，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建立付诸了实践。然而，仅仅有军事工业也无以自强。李鸿章在实践中已深深意识到这一点，转而要求举办民用工业、振兴商务，“夫欲自强，必先袷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9卷，第32页。），“查泰西各国专以商务立富强之基”（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24页），“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交强，未有不终受敝者”。（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25页。）。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无不随之大力鼓吹，“泰西诸国以通商为本”（注：王韬：《遣使》，《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0页。），“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60页。），“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注：薛福成：《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馆华民疏》，《庸庵海外文稿》第1卷，第6页。）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把商务置于中心地位，整个国家的国防、外交、教育等等，都要以保护商业为基点而制订政策，建立以通商为主导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郑观应认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97～298。）因而要求引进西方先进工艺，振兴百工，“有工以翼商”，（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93页。）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马建忠也说：“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欲中国之富莫使出货多，进口货少。”（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3～404。）进而以通商为中心提出了“富民”的三条对策：“一曰使出货多则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4页。）“再曰使进口货少则在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6页。）“一欲财常聚而不虞其散者，则在开矿山自有之财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7页。）
    最后，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在这一阶段，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近代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早在1859年，洪仁玕就认为火车、轮船、电火车、连环枪等物，“皆有探造化之巧”，是“正正堂堂之技”，（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第680页。）并主张设专利以鼓励这样的发明创造。稍后的冯桂芬也举例说，“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百龙搜沙之器”，“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工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如焉。”（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0页。）与此相仿，热衷于“借用洋器洋法”的李鸿章上奏呼吁，“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53页。）宜于海防省份设立洋学局，延请西人传授。薛福成说：“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流货财聚之效，彼此交便，理无不顺。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为之用也。有机器，则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389页。）郑观应指出：“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以学以推至其极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74页。）从这些论述看来，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已不限于船坚炮利的范围，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即“西学”层次。他们不但懂得科学技术军事上的效用，而且也认识到科学技术“有益于国计民生”，并试图从发展生产的角度来观察、评估和汲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了。
    不止于此。在这一阶段，先进的人们还把前一阶段“师夷长技”说所隐含着的中西文化局部比较的课题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总体上正面提出和回答了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说：“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本荀子）为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注：冯桂芬：《校分bīn⑦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1页。）这一段话有两点含义：其一、主张采用“以富强之术”为内容的西学；其二、认为中国的“伦常名教”和西方的“富强之术”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协调的，明确地概括出西学中学结合的一种方案。后来的郑观应也说：“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6页。）
    此外，先进的人们在举办近代工业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企业经营形式--公司制度。公司是在生产社会化、经济商品化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能有效地集合资本、组织生产、扩大生产规模的高级企业形式。因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而被马克思称为“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9页。）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更“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83页。）在这一阶段，李鸿章、郑观应等人都认识到，采用西方公司形式，“可收众擎易举之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130页。）在实践中融合的企业经营形式－－官督商办公司制，郑观应分析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78页。）王韬也认为，“今欲矿务之畅行，莫如酌仿轮船招商之例，而小为变通”、“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维持保护。”（注：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70页。）尽管历来人们对官督商办形式褒贬不一，但它毕竟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结合自己国情所设计的一种可行的企业经营形式，标志着晚清对外开放思想发展到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阶段。
    总之，在这一阶段，先进的人们已经改变了前一阶段仅仅从中国出发去观察世界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始从世界的角度反观中国，获得了一种“四洲相通”的世界观；他们对西方社会也不仅仅是好奇、了解和介绍，而是从流通领域认识了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以通商为主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也不仅仅局限于军事上的“长技”，而主张采用和借鉴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西学”从及企业经营形式。这种对外开放思想已具有浓厚的近代色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