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正是借重这些刚从西方拿过来的新式武器，对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剖析，对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进行了抨击，并且要求清政府全面变法，破除隔阂，实现真正的对外开放。康有为曾上奏清廷指出，不应满足于修铁路、举矿务、办学堂、兴商务之类枝枝节节的“变事”，而应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筹全局而全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16页。）谭嗣同则进一步提出了“中外通”这一范畴，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对外开放。他说：“数十年来，学士大夫，覃思典籍，极深研几，罔不自谓求仁矣。及语以中外之故，辄曰‘闭关绝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远，鬼神之冥漠，犹将以仁通之；况同生此地球而同为人，岂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可以通学，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况于通商之常常者乎！（注：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一版，第297页。）很显然，这里所说的“通学”、“通教”、“通政”、“通商”，就是全面向西方学习，沟通科技、思想、政治、宗教和经济。
    其二，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变革封建政治制度。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派人士不约而同地把变法的焦点放在政治制度的变革上。一方面，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桎梏，“其所以待官待士待农待工待商者，繁其条例，降其等衰，多为之网罟，故侵其利权，使其前跋后蹇，牵制万状，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于奔走艰蹇，而生人之气，索然俱尽。”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一版，第347－348页。）在这种政治制度下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不仅不能收到成效，反而更加积贫积弱。“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52页。）“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10页。）因此，主张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社会变革的全面展开。
    另一方面，维新派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所认识，并且力图以此为参照，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康有为说：“臣考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44页。）这表明维新派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已经融及到了作为其根本原则之一的三权分立原则。然而限于中国君权太重、上下隔塞、民情不通的现实，维新派又自然地将兴民权、设议院确立为其当下政治奋斗目标和政治制度变革的第一步。康有为多次呼吁，“设议院以通下情”，（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141页。）“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191页。）“日本变法之始，特立参议局于宫中，……今欲改行新法，宜上法圣祖仁皇帝之意，下采汉、宋、日本之法，……特开立法院于内廷”。（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45页。）梁启超也强调说：“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字院哉，议院哉！”（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32页。）议会制度是西方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宪政制度也正是通过议会制度将民众参与纳入到了整个政治运行机制之中，从而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维新派在仿效西方宪政制度时，把重点置于议会制度的建立上，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并且再一次从制度层面上贯彻了民主的原则。
    其三，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试图建立以工业为重点、兼顾各行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格局。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以工业为主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诸如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都是其提倡的富国养民之法。（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40－147页。）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奏，力陈振兴工商，改良农业。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要以工业立国。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傎乎？”而应当“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27页。）严复在翻译《原富》时，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说：“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为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为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者也。……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注：《严复集》第四册，第865－866页。）传统的“贵本而贱末”思想是错误的，农工商应当并重。接着又说：“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及十稔，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注：《严复集》第四册，第882页。）这就是说，农业虽与工商业并重，但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工商业的发展，且终将为工商业所超越。
    此外，维新派人士在强调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主张把企业经营形式由官督商办转为商办或民办。严复指出，“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注：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677页。）康有为则上书建议：创办工商实业之事，应“一付于民”，“纵民为之”，力主改变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制度，建立许民自由创业的新体制。（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41～142页。）
    以维新派为代表的对外开放思想，作为晚清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虽然由于变法失败而未能推广实行，但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前一阶段“中体西用”的范围。严复就尖锐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集》第三册，第558～559页。）要求从整体上全面学习西方。它所构想的政策制度和鼓吹的思想理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思想变革和启蒙。而且成为此后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和历史渊源。据论证，“从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到1894年11月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孙中山是一位服膺维新学说的改良人士”，（注：林增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麓山论史萃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他早年与郑观应、王韬、何启等人关系密切，《农功》、《上李鸿章书》均由郑观应、王韬增删润色。其对外开放思想正是晚清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早年也是读着严复译著，听着康梁对西方社会的介绍，（注：《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8,第13页。）了解了世界，踏上了革命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