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步泰西”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继承前辈“变计自强”的精神，主张“武步泰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95页。）要求清政府进行全面改革，从而把对外开放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一，大力引进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封建关锁国思想。这一阶段是西学广为传播的时期，维新派不仅提倡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而且开始自己选择有关西学名著；对西学的介绍也不仅仅像前一阶段那样主要偏重于自然科学，而是日益侧重于西方的哲喾社会科学；对西学的认识也不仅仅停留于具体科学知识，而是日渐深入到了西学的本质的精髓。概括说来，他们对于西学的吸收和宣传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追求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论；以及崇尚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甲午战争惨败的巨大刺激到了中国。他说，“物各竞存，最宣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6～27页。）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民德、民智、民力不如欧美，如不急图改革，将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康有为吸收并改了造严复的思想，“以进化之进，释经世之志”，（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8页。）提出了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发展观，成为这一时期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他说：“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注：康有为：《论语注》卷二，第38页。）梁启超也随之鼓吹，“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48页。）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其要经历”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和“民为政之世”三个发展阶段，而每世又分别划分为二小世：多君主之世包含酋长之世和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之世包括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民为政之世又分为有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45页。）
    维新派人士在输入和传播进化论的同时，也意识到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的命脉，不在于“船坚炮利”之类“形下之迹”，也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之类的注重功利事务，真正的关键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页。）即科学的精神和民主的观念。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具本地解释这种科学精神说，“西学格致”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事事物物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以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45页。）西方各国正是本着这种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才得以使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11页。）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一篇中，也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实理”（真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三种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7～278页。）并提出了“士以智为先”；“人道以智为导”；“人惟有知，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卷第839页，第一卷第191,190页。）
    至于西方的民主、平等的自由思想，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予以了吸收和宣传。梁启超曾指出，“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焉，如则天下平矣。”而只有建立在“国人各行其固有权”基础上的“全权之国”，（注：李华光、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30－31页。）才能转贫弱而至富强。康有为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大同社会，并且强调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下，况男子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严复则深刻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自由”，“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3页。）因而大力倡言中国社会最为害怕和需要的天赋人权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主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