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还就与修纂清史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发言。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
    1.应该充分认识修纂清史的重大政治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与会代表认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修纂前朝的历史，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都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作用，修纂工作往往都是由王朝中的重要领导人（首相、大学士等）直接领导和参与，由众多当时知名的学者参加，并由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因此，我国现在修纂清史的工作，也应该视为是我国在新世纪开始时的一项国家政府行为，是由国家直接参与支持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认识。有人指出，台湾当局一直想重修清史，但一直没能如愿，历史的重任已义不容辞地落在中国大陆学者的肩上。清史的修纂完成，不仅为我国将提供一部最完整丰富翔实的清代信史，对当前我国的稳定和发展起到借鉴、“资治”的作用，而且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2.新修纂的清史，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作到大、全、新三点。我们在修纂清史时，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信”字上下功夫，内容、资料一定要作到准确，要经得起后人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但是，我们这次修纂清史，也必需突出时代特色，这就是大、全、新三点。所谓“大”，就是本书的容量大。清朝统治全国260余年，时跨中国古代和近代两个历史时期，内容比以往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丰富得多。特别是晚清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事物众多，内外关系复杂，可记述的东西很多，没有一个大的容量是不能反映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全貌的。因此，新修的清史在容量上必然要超过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有人估算，新修的清史，大约要在100卷（即100册），2500万字左右才行。所谓“全”，就是新修纂的清史内容要全。新修纂的清史，应该包括清代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等各种内容，不仅要叙述清朝的兴亡发展，更要叙述中国这一时期各个阶级、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各种社会现象，还要包括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各族群众反抗斗争的历史过程。总之，新修纂的清史所包含的内容，除了二十四史中原有的内容外，还要增加许多新的、特别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所发生的、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这样，新修纂的清史将是中国史书中内容最全的一部。所谓“新”，主要是指观点、体例、内容等要新，要有21世纪新时代的特色。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世界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们对世界事物，包括对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已不可能再走过去修纂二十四史的老路，新修纂的清史必须要有新的特点，即观点、内容、体例等方面都要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
    3.新修纂的清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体例。我们知道，我国传统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沿用司马迁写《史记》时所创立的纪传性体例。这种体例有许多优点，也比较适用封建社会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写史内容。但是，纪传体也有明显的缺点，例如，对事件的记述比较零散，有的内容记叙容易重复等。为此，我国古代有一些史家为了弥补二十四史中的上述不足，便发明了纪事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例如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及以后袁枢写的《通鉴纪事本末》等。那么，新修纂的清史应该采取何种体例呢？对此，与会者发表了不少有益的意见。有的专家提出：新修纂的清史，不宜再沿袭旧的纪传体例，因为旧的纪传体例是为封建王朝及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服务并相适应的。新的清史应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主要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史书，不但观点要新，而且体例也应该新，不能用旧瓶装新酒，即不能以旧的纪传体例装21世纪用新观点、新方法修纂的清史。但是，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新修纂的清史，是我国二十四史的续篇，那么在修纂体例上应与二十四史保持基本的一致，以求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并为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划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纪传体虽然有不少明显的缺陷，但优点也是比较多的，完全可以作为新修清史沿用的体例。这部分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认为，新修纂的清史虽然仍沿用二十四史采用的纪传体例，但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也可以进行某些改革和发展，以求容纳更多的内容。因此新清史在采用纪传体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可以用纪、传、志、图、表、纪事本末等多种体例相结合的办法，使新清史体例与所容纳的新内容更加适应。总之，与会者最终基本达成共识：将来新修纂的清史，一定要做到将继承性、时代性、科学性、创新性有机地统一结合起来。
    4.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修纂清史。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修纂前朝史书，大多要组织一个专门的机构（国史馆等），组织众多人员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现在，在我国市场经济新的形势下，应采取什么组织形式来修纂清史呢？有人提出，为了能尽快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也应该仿照历代王朝修史的办法，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组织一批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也应采取新的组织形式进行修史，这就是以现有的组织机构，采取招标、特聘、合同等多种形式进行。有的人更明确提出，以我国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为首，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为基础，采用多种形式调动全国各地专家共同工作。当然，具体采取什么组织形式，由谁领衔，由哪个单位负责还要有国家领导部门确定。至于经费保证，则应有国家拨出专款，并尽可能动员社会捐助支持。
    在大会闭幕式上，我国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在充分肯定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绩和对于推动修纂清史工作尽快启动中的作用后，并对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修纂清史的学术研讨会，不是修纂清史的工作会议，什么问题都可以说，但皆不作结论。修纂清史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启动，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作。一是要大力宣传在我国修纂一部大型清史的重要意义，让全国各族上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二是要继续作各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特别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最后说：争取能在10年后，即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完成这项新世纪初的重大文化工程，把一部“大”、“全”、“新”的清史奉献在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关注此事的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