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吐蕃文化与西北各族文化的交流
    吐蕃对西北地区的经略，密切了吐蕃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吐蕃统治时期，蕃、汉、浑、羌各族军民在一起耕作、生息、相为婚姻，形成了各民族杂居互处、互相融合的局面。
    唐《张司业集》中有“凉州词”一首，有谓“（吐蕃）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忝。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全唐诗》亦收王建“凉州词”一首，描写陷落后的凉州，吐蕃“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来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均是民族杂居的具体写照。又，吐蕃攻常乐时，因数日不陷，“有分得汉口为妻者，其妻弟在常乐城中，悉诺逻使夜就城下诈为私见”[45]，说明蕃汉有相为婚姻的情况。
    吐蕃对河、陇统治，造成了吐蕃人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西北各族提供了学习吐蕃文化的机会。敦煌发现的各种汉、藏对照字书，就是提供给吐蕃人学习汉族语言、文字用的。其中，S.2736和S.1000号卷子，就是有名的《藏汉对照语汇》。敦煌曲子词中，有一篇题为《赞普子一首》（S.2607）的作品：“本是蕃家将，年年在草头。夏日披毡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不为抛沙塞，无因拜玉楼”[46]。这篇或出自吐蕃统治河、陇结束后，一名留居当地的吐蕃人的作品，反映出其对汉族文化有较深的素养。除吐蕃人学习汉人文字语言外，此期间，汉人及其他民族也学习吐蕃文字。据研究，现存于河西地区的公元7至9世纪的藏文写本（编号共317卷），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式的，但在写校者的总人数中，其他民族人士占五分之四甚至六分之五，吐蕃人只占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其他民族包括汉人、吐谷浑人等等[47]。吐蕃统治结束之后，从南疆于阗一带到甘州，藏文还长期作为官方文字使用。匈牙利藏家学乌瑞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一文中，一共介绍了十八件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有两件是9世纪的作品，另外十五卷文书均为10世纪的，内容涉及于阗、沙州、甘州、凉州、肃州各地官吏之间的公务往来，及从于阗到中原丝绸之路沿线诸邦的外交和贸易以及各州内部事务等内容[48]。这说明，仅从语言文字的使用看，吐蕃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
    吐蕃对河西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同时期敦煌佛教的兴盛和洞窟的开凿上。据研究，吐蕃占领敦煌后，在当地大兴佛事，广度僧尼，任命佛教官吏等，使佛事活动空前发展。在公元781-847年吐蕃占领的66年中，莫高窟开凿的洞窟有40余个，比唐朝初至这以前80余年中所建的洞窟还要多[49]。吐蕃时期的洞窟与这以前的相比，不乏杰出的作品，只有进步而没有退步。此期洞窟的特点是刻画细腻、流畅，而且在设计方面有所创新。这以前，一壁仅画一幅经变像，吐蕃时期改成了一壁画多幅。并且，在经变像之下，还留出了地方画屏风画。
    在壁画的内容上，此期洞窟明显具有藏族文化的影响。第159窟东壁南侧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吐蕃赞普听法图。图中，赞普与中原皇帝对面而立，在西域各国王子的簇拥下，他著左衽长袖缺胯衫，头戴红毡帽，手执熏香，足踏长垫，作礼佛状。赞普身后，还有身著左袄长袍、头束双童髻的奴婢，这应是一种蕃汉混合装。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时期，蕃、汉人民在“义同一家”的长期生活过程中，服饰、习俗互相影响，自然出现新的特征。属于晚唐的第125窟东壁下，画有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其中舞伎分列两行，有一行束双髻、采络额、著花衫的，正挥舞长袖、踏歌而行，这应是古代藏族的舞蹈，这些能歌善舞的女子即是吐蕃人。可见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吐蕃的文化艺术也流传到汉族人中间，为他们喜闻乐见。
    除上述以外，吐蕃的其他文化形式也长期保存在河西一带。吐蕃统治结束后，还有很多人留居河、陇一带。五代时后晋高居诲等出使于阗，记其程云：“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50]，可见河西一带的吐蕃部族不在少数。据认为“吐蕃化”，是唐末、五代河西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51]
    注释：
    [1]《旧唐书》38《地理志》，《新唐书》卷37《地理志》。
    [2]《旧唐书》卷5《高宗纪》、卷93《王俊传》、卷103《郭知运传》、卷196《吐蕃传》，《新唐书》卷216《吐蕃传》，《资治通鉴》卷202、203、212、213、214，《通典》卷172《州郡典》。
    [3]王尧、陈践编《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221、223页。
    [4]同上，第120、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