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规定，女官当差数年至十数年，即可放免归家，据朱国桢《皇明大政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令服劳五六载归其父母，从与婚嫁，年高者许归，留守者听。"永乐朝亦遵此制"其妇人入宫后，年至五十愿还乡者听，女子入宫十数年后；有识字人替用，愿还乡及适人者听从其便。"（37）女官老病而亡者，"得归葬于父母家"，无亲属者，抬至净乐堂焚化，净乐堂"在西直门外，亦有内官（太监）数人经营，凡宫女、内官无亲属者，死后于此焚化。堂有东西二塔，塔下有眢井，皆盛贮骨灰之所。"（38）
    宫廷女官尽管在宫中属于中等层级，外观看起来比仅供驱使的宫女境遇好一些，但在本质上却无多少区别，深宫高墙，情同幽系，除极少数女官或承御有子晋为妃嫔，或极富才情而受到帝后的特别垂顾外，绝大部分女官也同下层宫女一样在了无生趣的宫禁生活中耗尽青春、湮没无闻地度过一生。
    4.女官制度是一项内廷制度，看起来与外廷的军国大政几无关碍；女官实质上是帝王后妃的高级侍从，与真正意义上的官吏相差甚远。然而，宫廷历来是封建政治核心之所在，女官制度的存在必然会对朝政产生某些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的、有限的。
    据上文可知，明代女官大多出自良家、貌端品正，且知书达理，富有才情，她们是那个时代的妇女中素养最高的层级。在宫中，女宫们一方面凭借自身的才干，将繁杂琐细的宫廷事务管理得井然有序，避免了内部的混乱，为一国之君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燕寝之所，也为天下臣民做出了家和业兴的表率；同时，女官的某些职事亦能对皇帝的行为进行规范，如明武宗就曾废六局之尚寝之设，原因是厌恶尚寝局对自己的约束，不准彤史记其行止宿处，以利自己遍游中宫或私出野宿。"（39）另一方面，女官们以较高的学识和品行，赞襄后妃，表率宫女，发挥了有益的影响。如广东番禺人陈瑞贞"善书数，知文义，后宫多师事之，称女君子，亦曰女太史"，"执礼书以从后（太祖马皇后）"，"以内则佐高皇后母仪一世"。（40）范孺人入宫为女史，亦尝向高后讲"黄老之学"。（41）明宫词曾有"离骚数为君五诵，讽谏心劳似焚臣"（42）之句，即是对明代女官以才情德识影响帝后的情景的描述。女官们的此类活动，在潜移默化之中有助于改善帝后嫔妃性情，提高宫人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宫壶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43），有明一代从未出现女主干政、外戚擅权的现象。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不应完全归功于女官之设，但也不能否认其积极影响的作用。
    在明初，女官制度亦曾对抑制宦官势力产生一定的效用。这主要表现在分割宦官的事权。如皇帝燕寝嫔妃进御之序及日月录记例由太监掌之，洪武二十二年设彤史女官专司其职，取代了宦官；又如宦官衙门中有尚宝监，掌管皇帝宝玺、敕符及将军印信，而女官机构中亦存尚宝司与之对应，明制规定："凡宝皆内尚宝女官掌之，遇用宝，则尚宝司以谒贴赴尚宝监，尚宝监请旨，然后赴内司领取。"（44）故明初宦官颇受女官牵制。但是这种状况未能持续多久，永乐年间，宦官日见信用，至宣德朝"内臣不得识字"的禁令已被突破，宦官势力迅速膨胀，女官职掌渐为宦官所夺。明中叶以后，出现了长期的宦官弄权的局面，这是女官制度所无法扼制的。由此可见，明代女官制度之脆弱和功用之有限。
    总上所述，明代女官制度是适应明初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而设置的，朱元璋为了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最忌女庞、外戚、宦官之祸，因而严加防范。应当说，明代女官制度对于禁绝女祸、贬抑外氏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是为其得；而对于宦官势力的阻遏却成效甚微，没有实现明太祖设置女官之初衷，是为其失。
    注释：
    ①《古今图书集成》宫闱典第1卷《宫闱总部汇考》。
    ②《礼记·昏义》。
    ③《西汉会要》卷六《内职》。
    ④《南朝宋会要·帝系·内职篇》。
    ⑤《北史》卷13《后妃传》。
    ⑥《隋书》卷16《后妃传》、《北史》卷13《后妃上》。
    ⑦（11）（12）《明史》卷74《职官志·女官》。
    ⑧⑨（15）（19）（43）《明史》卷113《后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