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早期，当儒学日益得势并逐渐取得独尊地位、儒生阶层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日益上升时，中国的社会分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商业者和游侠的地位日趋衰落，儒生阶层逐渐垄断了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1]。本文将讨论当时统治阶级（皇室和儒生阶层）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的活动，如何导致了工商业者和游侠的衰落。
        工商业者和游侠的兴起
        为了说明工商业者和游侠在汉初社会的得势，我们这里简要追溯一下他们的兴起。从经济的角度看，周初封建制度主要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大量的自由土地和贵族将农民束缚在庄园里的能力。时光流逝，人口增殖，自由土地日趋枯竭。到春秋时代前夕，“过剩的贵族被迫向外扩张以占领新的农场来迁徙过剩的农民。封建诸侯被迫倾尽全力去竞争耕地和移民垦荒，全国范围的大战和发生在前线的扩张，历史上连绵不断。……
        “但是战争并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必须提高生产力。
        “春秋时期，手工业似乎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变成独立的了。《春秋》中常常把工、商并举”[2]（11-12）。
        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社会流动和城市生活使农民逃离农庄，变更职业成为可能[3]（300-303）。
        所有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将农民中有能力、有抱负的分子引入了“士”阶层和工商领域。这些新的“士”大致上可分为两种类型：文士和武士（或游侠）[4]。
        这一趋势的加强，引来了战国时代。大诸侯国的国都已具备了城市的规模（3）（292）。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的加剧，要求更多的财富、技术和专家，手工业、商业的规模和士阶层新成员的数量，随之迅猛增长。有的学人指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秦灭六国乃是新的士阶层与工商业者消灭腐朽过时贵族的胜利[2]（27）。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汉初工商业者和游侠是一种什么情况。司马迁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注：《史记》等汉代文献中“商贾”或“商人”一般包括从事制盐、冶铁、铸钱等工业活动的人物。）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5]（934）在对直到他那个时代的豪商巨贾作一番素描之后，司马迁接着写到：“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5]（939-940）
        至于当时的武士或军事专家，许多成了汉朝的功臣，其余的则保持着行侠仗义的遗风。他们像战国时代的食客、职业刺客或斗士一样，簇拥着少数杰出的武士（注：战国时期，那些著名武士如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和秦国的吕不韦，各有几千游侠成为他们座上客。）。班固记载了直到汉武帝时这个群体的发展：“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巨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权行州域，力折公侯。”[6]
        工商业者和游侠的存在，特别是他们的得势，对汉朝统治家族和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构成巨大的威胁。因为从秦代起，旧贵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汉初互相争夺政治和社会统治权的社会群体，除皇族和新封建诸侯外，就只有文士和武士及工商业者。但从景帝时起，诸侯被剥夺了权力，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武帝初年开始，文士阶层逐渐为儒生阶层所垄断。因此，统治家族和儒生阶层有能量的竞争对手，此时就只剩下工商业者和游侠。
        工商业者和游侠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威胁
        我们从工商业者谈起。这个群体主要在两个方面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第一，他们用财富和奢华的生活向帝王的至尊挑战。下面是一些例证。“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赐与名……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5]（938）。
        根据经书、特别是《礼记》，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应有不用的服饰、车马等等。皇家的服饰、车马以及娱乐等等，任何其他的人即使再有钱财，也不能享用与皇家同等的服饰、车马及其他生活乐趣。现在富有的工商业者的生活起居、狩猎等等同帝王一样豪奢，这是对皇帝作为帝国最富有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威胁。另一方面，儒生们在治经上耗费了毕生的心血，却不知道怎么治产，自然不能与借聚敛财富提高社会地位的工商业者相抗衡。所以，儒生如果想爬上仅次于皇族这一级的等级，就必须对工商业者进行遏制。可是，他们自己并无力遏制工商业者，只得摇笔鼓舌，要求皇帝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