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汉武帝，或者至迟到汉元帝开始，一直到清代，中国的社会分层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直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和极少数的商人、手工业者构成了被统治阶级--平民。他们中有聪明才智、有能力、有志气的分子进入由皇室和儒生阶层组成统治集团的唯一途径，是研读六经。孟子和唐代著名儒家韩愈都清楚地描写了这两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4]
        孟子将国君和他的臣子们当作劳心、治人、食于人的大人，而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看作劳力、治于人、食人的小人。韩愈则更直截了当地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15]
        从这种社会分层地形式和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室和儒生阶层从儒学中获取的既得利益，是怎样发展和维护的。在汉武帝以前的中国社会里，有工商业者、游侠和各种非儒家的知识分子群体与皇室和儒生阶层争夺财富、权力、荣誉、威望等等。而汉武帝以后，这些有资格有能力的竞争者都随着儒学地位的逐渐上升而被打击下去。一切使人臻于富贵的事物都归皇族、官僚和潜在的官僚（一般也都是地主）--儒士们所占有。由于缺少其他社会上升的途径和办法，有能力、雄心、才智的人，都被吸引和被迫在学习和注疏六经上耗尽全部年华和精力。他们在由此而得到满足的同时，也都变成了唯皇帝之命是从的臣仆；他们只有对皇帝和皇室的忠心，一般都失去推翻其所臣事的皇朝的愿望和能力，不管这皇朝怎么腐朽无能。于是，统治家族的安全也就较有保障。另一方面，皇室为了使研习经书更具有诱惑力和实用价值，往往试图用各种方法提高儒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唐以后尤甚。
        这种状况从两个方面阻碍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由于除读经书之外没有其他职业带给人们幸福、荣华、财富、特权等等，凡是有智慧、才能和抱负的人，一般都不愿投身于读经书之外的其他活动，尤其实被儒士们看不起和禁止谈论的工商经营、技术钻研、作战以及法律。这样，社会上所有最突出的聪明才智和能量都花在读经上了，而不是用在社会发展之源的生产力发展上。这自然会使社会变革减到最低限度、使社会发展停滞。其次，无论何时发生一些变革，除非能被解释或用于证明统治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既得利益的合理性、神圣性，否则就会受到抑制和反对。儒学在中国的长期统治即由于此。由于长期的熏陶和培育，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被儒学的教条所麻痹。他们信仰它。当他们实在忍受不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时，也会反抗，但他们却只是想出个真命天子来个改朝换代，并不会想到去改变封建制度[16]。
        这种将统治阶级各部分既得利益一致起来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阻滞社会发展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是怎样开始的[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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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M].上海：普尔书店，1936.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1.
        [5]司马迁。史记（第129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8.
        [6]班固。前汉书（第92卷）[A].二十五史[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43.
        [7]陶希圣。前汉经济史（第二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3,26.
        [8]班固。前汉书（第24卷上）[A].二十五史[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司马迁。史记（第124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8.898-899.
        [10]司马迁。史记（第30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1]班固。前汉书（第24卷下）[A].二十五史[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司马迁。史记（第122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3]司马迁。史记（第112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4]孟子·腾文公上[M].
        [15]韩愈。古文观止注释·原道[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521.
        [16]雷海宗。没有战士的文化[J].社会科学，1936,1:1005-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