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如前所述，周初的封建制度部分建立在贵族束缚农民于大地上的能力，这种制度的瓦解，则部分地归因于独立的工商业者的兴起。所以儒生、特别是那些鼓吹恢复封建制度的汉代儒生，同时也鼓吹恢复那种有些类似于庄园经济制度的经济制度。他们认为工商业者是不事生产的，所以除了统治阶级以外，应让尽可能多的平民成为农民，这样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和衣被原料，以维持整个社会生存，并向统治阶级缴纳更多的税赋。汉初，由于战国以来的长期战乱，中国人口稀少[7]。这种局面助长了汉代儒生的重农论。这种理论的顶峰见于恒宽的《盐铁论》（注：虽然此书为桓宽所作的真实性仍有疑问，但它代表了汉代儒生经济理论，除攻击法家之外，它主要的目的在于证明重农论的正确性。）。然而，当时工商业者不但不像农民那样从事生产，而且还与统治阶级一同分享作为农产品消费者的特权。所以在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衰痛，……即不幸而有方二三十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8]（112-113）
        此外，工商业者四处流动，使控制他们、向他们收税变得十分困难。也是在汉文帝时，晁错上疏曰：“……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商贾……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8]（113）
        游侠和商人一样不事生产，他们对统治阶级利益构成的威胁更直接、更具有政治意义。他们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分享统治权。他们在有能力的领袖的领导下，在乡里中结成团伙，进行违法活动。由于重然诺、讲交情、行侠义、谦虚勇敢等原因，他们的组织很严密强大。简言之，他们是一种公开的地下社会，置统治集团所建立和维护并从中获取既得利益的社会秩序于不顾，自己行使权威。为了更具体地描述游侠的形象，这里我们引用一个例证。“郭解，轵人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概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故不可胜数。……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夜去，不使人知……
        “解执恭敬……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年，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注：茂陵史都城（长安）附近的一个地方，武帝命令将全国富豪迁徙到这里，以便于严密监视和控制。这一政策被许多后来的统治者所沿用。），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9]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了解到，郭解是多么有势力。在他的支配下，有一大批强有力的随从。他们行使着儒生们所坚信的只有皇帝才该有的威权；朝廷颁布的法律，在他们统治的“王国”中，成为一纸空文。如上所述，由于汉初有一大批像郭解这样的游侠散布全国，无疑是对儒生们赖以上升的皇帝的绝对权威的一种巨大威胁。而弥漫全国的这种游侠擅自惩罚的局面，也正是儒生们要加以扭转的。没有至尊的皇帝的支持，儒生阶层不可能进入统治阶级；而只要还有一个集团不服从皇帝颁布的法律，皇帝也就不是绝对的强有力。这就导致了统治集团对游侠的残酷迫害以及游侠的衰落。
        对工商业者及游侠的镇压及其衰落
        由上所述，也许我们就能猜到统治集团将如何对待工商业者和游侠。然而这样说，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即除了皇帝和儒生阶层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利益集团参与这项反对工商业者和游侠的镇压活动。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汉建国伊始，儒生不断鼓吹并迫切要求镇压工商业者和游侠的政策，就由皇帝推行，但许多时候，由于儒生们还无力执行这一使命，皇室便任用法家甚至工商业者本身去完成，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如贾谊预言的“兵旱相乘”之时。这一使命完成之后，“狡免死，走狗烹”，法家也渐渐被罢黜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