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入侵波兰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两年多时间是美国外交史上的“大辩论”（Great Debate）时期。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干预欧洲的战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场大辩论展示了美国社会在美国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围绕外交政策的政治斗争”①。大辩论使自由国际主义思想②深入人心，与珍珠港事件一起，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走向，在美国外交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这场外交大辩论，美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进行研究，但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孤立主义一方，对国际主义者的主张语焉不详，特别是对大辩论的意义阐释不足。③而在我国，除少数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著作对这场大辩论略有提及外，还没有专门的论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对这场外交大辩论的过程进行梳理，并从国家身份构建的视角来揭示这场大辩论的主题及其在美国外交史上的意义。
    一、辩论的由来与过程
    从美国陷入大萧条开始，孤立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并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孤立主义者相信美国相对超然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美国的安全，主张美国减少对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参与，以远离国际纷争与冲突。在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面对30年代的欧亚国际危机和战争，美国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国会相继通过1935年、1936年和1937年《中立法》，试图通过禁止与交战方进行商业和金融往来避免美国再次卷入欧洲的冲突之中。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国际局势使国际主义者开始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9月8日向国会提出修改《中立法》，取消军火禁运，把1937年《中立法》的“现款自运”原则扩大到军火，以便使握有制海权的英、法等国获得美国的军用物资。随后，罗斯福总统又相继提出其他动议，包括向英国提供驱逐舰，向国会提出为反轴心国家提供租借援助，为美国商船护航，对德国潜艇进行攻击等，带领美国一步步走上干预欧洲战争的道路。从提出修改《中立法》开始，罗斯福政府的这些行动引起一些人士的激烈反对，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外交大辩论。
    辩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向英国和其他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一方主张美国应修改或取消《中立法》，向英、苏等国提供援助，因为这种援助有助于这些国家战胜德国。其中的一些激进人士认为，为了阻止希特勒称霸欧洲，即使美国直接参战也在所不惜。这些人通常自称是“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但常被对手称为“干涉主义者”（interventionist）。另一方则坚决反对修改《中立法》和援助英国，认为欧洲的战争与美国没有关系，德国对美国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而援助英国和苏联会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引入战争。这些人自称是“不干涉主义者”（non-interventionist），但被对手称为“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
    9月23日，国会开始就修改《中立法》问题进行辩论，拉开了外交大辩论的序幕。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E. Borah）、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小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和阿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和众议员亚历山大·菲什（Hamilton Fish）坚决反对修改《中立法》。洛奇声称，“英国和法国被击败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要么德国战败，要么出现僵持的局面”，“即使德国获胜并企图征服美国，它也永远做不到”。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修改《中立法》是不必要的。④罗斯福政府则动员美国政界的元老如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等出山，组织由威廉·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担任主席的“通过修改《中立法》争取和平跨党派委员会”（Non-Partisan Committee for Peace through the Revision of the Neutrality Act），宣传修改《中立法》的必要性。在国际主义看来，对交战双方平等地实行禁运实际上有利于侵略者，而只有实行有区别的禁运，美国才能避免战争。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W. Norris）指出，如果取消武器禁运，就会帮助英、法；如果不取消则有利于德国，“绝对的中立是不可能的”⑤。
    辩论的结果是，1939年11月4日国会通过1939年《中立法》，把“现款自运”原则扩大到军用物资，并禁止美国公民和船只进入总统划定的交战区。1939年《中立法》的通过是孤立主义者在罗斯福任内首次重大的立法失败。
    1940年6月22日，法国战败。随后，德国开始攻击英国。法国战败在美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也使美国民众产生强烈不安全感。为了确保英国能够顶住德国的进攻，1941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要求国会拨款向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主要是英国）提供军用物资。1月10日，国会开始就《租借法案》进行辩论。11日，当时最有影响的反干涉团体“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宣布反对《租借法案》，并发起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有关《租借法案》的争论在全国展开。
    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援助欧洲的理由主要有四个：第一，这是欧洲的战争，是欧洲旧的帝国争夺的继续，并不涉及道德与国际正义问题，因此与美国没有关系。早在二战爆发前夕，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就称欧洲出现纷争的原因是“旧的权力政治”，“与民主事业无关”，而且欧洲一向如此，美国没有必要插手。⑥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也称“欧洲的战争并非民主与专制之战”，“这是欧洲的冲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我们的国家远离这些冲突”⑦。第二，德国无法战胜英国，更不能威胁美国，因此援助英国是不必要的。众议员克努特·希尔（Knute Hill）问道：“希特勒倾其全部力量都不能跨越20英里的英吉利海峡进入英格兰，他的军队如何可能跨越大西洋登陆西半球？”⑧第三，欧洲经常陷入相互争斗之中，美国无力解决欧洲的问题，援助欧洲是得不偿失的。《芝加哥论坛报》出版商兼编辑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 R. McCormick）指出，“由于欧洲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在欧洲组织起像美国那样的联盟“超出人类的能力”。如果美国介入欧洲事务，“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20年前的那种成果--美国青年遭受屠杀--加强争端一方的力量--随后是忘恩负义和辱骂伤害”⑨。第四，《租借法》将把美国带入战争。众议员詹姆斯·欧康纳（James F.O‘Conner）警告说，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将是美国干涉欧洲战争的第一步，最终会导致美国“一头扎进战争中去”⑩。
    而在罗斯福等国际主义者看来，从1939年9月开始的战争不是一场欧洲国家争权夺利的战争，而是涉及民主存亡的战争，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民：希特勒“追求用剑对世界进行永久征服和主宰”，德国实际上是“所有法律、自由、道德和宗教的敌人”（11）。德国和意大利获胜“将威胁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12）。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也指出：“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相互敌视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它是一场将使自由和民主遭到毁灭的战争。”（13）
    国际主义者还批评孤立可以保障美国安全的说法。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指出，现在已经不是飞剪船的时代，大西洋的宽度已经没有意义，那种“以为我们可以退居自己大陆的边界之内而维护自己安全”的想法是“枉费心机”和“毫不现实”的“幻想”（14）。
    针对援助英国会把美国拖入战争的说法，《租借法案》的支持者指出，援助欧洲恰恰是避免美国直接参战的最佳途径。《纽约时报》社评认为，“如果英国牵制轴心国的时间能长一点，我们自己的安全和享受和平的能力也会提高。”（15）罗斯福也提出，通过援助英国等民主国家，“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16）。
    国会于3月8日通过《租借法》，3月11日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但是，辩论并没有结束。“美国第一委员会”内口才最好、最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到全国各地演讲，反对罗斯福援助英国的政策。在1941年4月23日纽约的演讲中，林白还号召“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用投票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阻止美国“极少数权势人物”把美国拖入战争。（17）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罗斯福总统提出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9月末，美、英、苏签订《援助苏联议定书》。11月7日，罗斯福宣布苏联为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国家。这引发了更激烈的辩论，因为苏联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是与纳粹德国一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孤立主义者似乎找到了反对干涉的更强有力的理由：欧洲的战争并非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罗伯特·塔夫脱在6月25日的广播演说中声称：苏德战争爆发更加证明了“欧洲的战争并非民主与专制之战”，因为俄国实际上应为目前的战争和德国的侵略负责，如果没有苏联与德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就不会有德国侵略波兰。“苏联是与德国一样的侵略者”，而且苏联不可能因为遭受德国的入侵就一夜之间从“侵略者”变成了“民主国家”。因此，罗斯福以传播“四大自由”的名义向苏联运送飞机、大炮和坦克是极其“荒谬可笑的”。（18）
    1941年8月初，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战争目标问题在纽芬兰附近的大西洋海面会晤，并于8月12日发表了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9月，由于美国军舰在冰岛海面遭到德国潜艇袭击，罗斯福明确要求美国军舰可以对德国潜艇开火。国会于11月13日再次修改《中立法》，允许武装商船，允许美国船只开往交战区与交战国进行贸易。美国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实际上已经处于交战状态。
    随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增加，孤立主义者开始以更加激烈的语言和行动阻止美国卷入战争。林白1941年9月11日在衣阿华州的得梅因发表演讲，公开提出：美国之所以从最初的中立走到现在的战争边缘，是“外国利益集团”和一小撮美国人鼓动和强迫的结果。这些人是“战争煽动者”，包括三个最重要的集团：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林白声称，这些“战争煽动者”人数虽少，但是却有极大的能量，掌握着宣传、金钱和公职任免的权力，图谋一步步把美国拖入战争。他声称，犹太人和英国人煽动美国参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号召美国人给国会议员写信，组织集会，以阻止美国干涉欧洲的战争，保卫美国自身的独立和自由。（19）这一演讲遭到广泛而尖锐的批评，也极大地损害了林白个人的声誉，“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声誉也受到影响。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孤立主义者虽然对美日关系的紧张也表示关注，但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的战争，根本没有想到日本胆敢袭击美国。日本偷袭珍珠港无疑对孤立主义者造成沉重打击，但对日宣战仍然没有解决美国是否参与欧洲战争的问题。特别是在美日战争已经爆发、美国急需人力和资源投入太平洋战场的情况下，罗斯福恐怕更难以在德国没有挑衅的情况下加入欧洲的战争。但是，此时希特勒却帮了罗斯福一个大忙，德国居然于11日对美宣战。在美国已经被迫卷入战争的形势下，继续争论美国是否应该干涉欧洲的战争已经没有意义了。同时，美国领土遭受袭击本身也证明了孤立主义者以孤立求安全的虚妄。12月11日，美国第一委员会全国委员会通过一项公开声明，宣布“关于参战问题的民主辩论时期已经结束了，军事行动的时期开始了”，决定“停止所有的活动并解散”；同时，该委员会“敦请所有曾追随本组织领导的人士全力支持国家的战争努力，直到和平得以实现”（20）。这场持续两年多的外交大辩论终于结束了。
    二、关于国家目的与国际角色的不同思考
    从表面上看，这场外交大辩论主要是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欧洲和干涉欧洲的战争展开的；但在实际上，辩论双方的言论已经触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国内福祉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怎样？美国应该如何运用其力量？美国究竟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大辩论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形势下，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与意义、国际角色与身份等对外关系基本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一）美国与国际体系：脱离还是改造
    从建国时期开始，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就认为外部世界是危险的，特别是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遵循的是君主国的逻辑，充满欺诈、阴谋、强权政治和战争，作为共和国的美国并不适合在这一体系里生存。美国要么脱离这一体系，要么按照美国的原则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造，使其适应共和国的需要。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无力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唯一的选择是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卷入欧洲的纷争，也就是与这一体系相脱离。
    在这场外交大辩论中，孤立主义者坚持美国继续保持19世纪的那种孤立，利用西半球有利的位置继续保持在欧洲国际体系之外。《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社论中强调：二三十年代不过是持续不断的欧洲争斗的间歇期，旧大陆的人民有一种疯狂的倾向，不断地“从事杀戮和消灭，并践踏基督教的每一项原则”。“这种疯狂会传染”，美国的先辈就是为了逃离欧洲的疯狂，包括战争和暴政，才来到美洲。美国应该远离欧洲的争斗，“为世界的未来保留一个最光明希望”（21）。众议员乔治·本德（George H. Bender）也认为，“我国政治的历史代表了拒绝卷入欧洲事务的决心，代表了对欧洲统治方式和欧洲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的彻底否定。”（22）林白则直言：“美国的命运与欧洲是分离的”，美国不应该把自己与欧洲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而应该“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文明，以一种比欧洲交战各国更富有建设性和更英明的方式来促进人类的进步”（23）。
    而《租借法》，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其后果就在于让美国错误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拴在一起。范登堡在《租借法》通过当天，也就是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抨击《租借法》使美国“投入到欧洲的权力政治和欧亚非的战争中去”，“有意选择’参加到‘自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冒险中去”（24）。
    孤立主义者还主张，美国要尽可能地缩小美国的利益范围，从而使美国与外国争吵的机会也就会少些。大多数孤立主义者在经济上是民族主义者，即关注国内市场，主张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孤立主义者甚至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和平，而自由贸易导致经济冲突，会引发战争。国会中最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之一、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在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讲话中称，近些年来，美国的外贸出口额每年30亿美元，大约占其总收入的5％；而对南美洲的出口约3亿美元，约占总出口的1/10，占美国总收入的0.5％。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对西半球的出口还是整个美国对外出口在美国经济总量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从贸易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几乎可以自给自足”（25）。
    总之，在孤立主义者看来，美国离开欧洲照样繁荣，大洋仍然可以成为美国与欧洲相隔离的屏障，美国没有必要卷入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美国要做的就是要待在西半球，做好自己的事情，欧洲不论发生什么都与美国无关。奉行孤立主义立场的诗人奥利弗·奥尔斯特洛姆（Oliver Allstrom）创作了一首长诗《战争--“在那边”》，被“美国第一委员会”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其中写道：“’那边‘，一个充满血污的地方，言语混乱而乖张，为什么向这帮异类（alien）施以援手，我们永远无法改变他们的梦想？……不，不，一个声音在美国的天空中飘荡，我们决不做同盟国的工具，再一次在外国人的队伍里接受检阅，就像一队傻瓜里的笨蛋一样。……欧洲可以踏着血迹炫耀杀戮趾高气昂，并筹划各种阴谋、圈套和罗网，但是我们将待在家里，在大洋的这一面，把我们自己的事照管得妥妥当当。”（26）
    乔治·本德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一直是坚决让欧洲远离美洲，让美洲远离欧洲”。“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与欧洲国家的命运相分离”是“我们对外关系的基石”（27）。
    同孤立主义者一样，国际主义者也明白世界是充满冲突的，欧洲是动荡不安的，但是他们更相信世界各国是相互依赖的，“这个拥有20亿人口的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同一世界，即从根本上不可分割的世界”（28）。如果说孤立主义者从一战经历中体会到的是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弊害；国际主义者则看到的是参与海外事务的必要。在国际主义者看来，由于美国力量的崛起、军事与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也由于美国海外利益的扩大，美国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国际合作来掌控事态的进程和方向，对无政府的、充满冲突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从而塑造有利于美国安全与繁荣的世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