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主义者并不渴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领袖，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美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建立和维护全球体系。这会让美国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从而会损害美国国内的繁荣。不仅如此，一旦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会纷纷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寻求美国的支持，拉拢媒体，贿赂政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把华盛顿变成各种阴谋诡计的策源地，美国也会因此卷入外国的阴谋中去。美国将不再是“山巅之城”，而是“奥吉亚斯王的牛厩”（the Augean stables）（55）；不再是自由的灯塔，而成为帝国的首都。简言之，美国的民主将遭到严重腐蚀。
    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在民主制度遭受法西斯主义威胁，人类遭受贫穷、饥饿、战争和暴政蹂躏的时候，仅仅率先垂范和进行道义领导是不够的，美国还需要通过承担国际义务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领导世界抵御专制主义的进攻，保卫民主和实现和平。
    卢斯在1941年2月发表的《美国世纪》一文集中，阐释了当时国际主义者对美国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思考，那就是充当世界的领袖。卢斯在文章开头即提出，美国面临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问题，这是“20世纪的美国所独有的问题”，“这一问题远比眼前的战争问题更深刻”。这一问题就是：美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卢斯称：在国家政策领域，美国的根本问题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当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时，美国人却未能从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使自己适应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没有能够扮演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的角色--这种失误给他们自己和整个人类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挽救这一失误的办法，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随之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
    卢斯号召共和党放弃孤立主义而拥抱国际主义，支持罗斯福承担对世界的领导，“使孤立主义成为像奴隶制那样的已经死亡的问题，让美国真正的国际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像飞机或收音机那样自然的东西”。卢斯说：在1919年我们拥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承担世界领导责任--这是一个放在天下闻名的银盘子里递给我们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并不理解这一机会。威尔逊错误地处理了它，我们拒绝了它……20年代我们把它搞砸了。在30年代的混乱中，我们把它葬送了。领导世界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是，在我们所有人的帮助下，罗斯福一定能在威尔逊失败的地方成功。（56）
    亨利·华莱士1941年4月21日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在一战后拒绝世界交给的责任，没有意识到迟早有一天，美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世界地位将迫使美国接受与这一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责任。美国已有《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现在应该制定一部《责任法案》（Bill of Duties）。《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葛底斯堡演说》是美国的“旧约”（Old Testament），《责任法案》则可作为美国的“新约”（New Testament）。美国“既要有独立的意识，也要有相互依赖的意识；既要有权利意识，也要有责任意识--一种与我们的实力相一致的责任感”。他说：我们美国不能再一次拒绝承担我们的责任，就像一个18岁的孩子不能靠穿短裤而避免成为一个成年人一样。对于已经长大的美国来说，“孤立”一词意味着短裤。美国现在又一次拥有了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的机会。（57）
    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到卢斯的“美国世纪”，再到华莱士的“美国责任”，国际主义者实际上是在阐释美国新的国际角色和国际身份，这就是充当“世界领袖”。而在《纽约时报》看来，1941年8月14日英美两国领导人签署大西洋宪章标志着美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开端。该报社论称：“这是孤立主义的终结，是美国承担天然地落在世界大国肩上的责任的新时代的开始”（58）。
    三、大辩论的结局与意义
    国际主义者无疑是这场大辩论的胜者。孤立主义者则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阻止美国卷入欧亚的战争，甚至未能挫败1940-1941年行政当局的主要外交政策倡议。虽然后来有人继续指责正是罗斯福对日本的强硬政策和对英、苏的租借援助招来战争，但是无论如何，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德国对美宣战证明孤立主义者的两大主张是错误的：一是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其安全；二是欧洲战争不涉及道义问题。正如罗斯福在1941年12月9日的炉边谈话所言，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极端的过去的几天中，我们学到了一个可怕的教训：……在一个由强盗原则（gangsterism）统治的世界里，任何国家或任何个人都不会获得安全，面对在暗中鬼鬼祟祟和实施偷袭的强大侵略者，没有任何防御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已经明白，我们这个由大洋环绕的半球并不能免遭剧烈的进攻，我们不能根据地图上的英里数来测量我们安全的程度。（59）
    而主张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义务和领导责任，通过国际合作维护美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政策思想。国会内最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资深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转变成为国际主义者赢得胜利的标志。范登堡在日记中写道：“就在珍珠港受到攻击当天的下午，通过国际合作和集体安全实现和平的信念在我心中牢牢地形成了。对任何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来说，那一天都标志着孤立主义的终结。”（60）罗斯福在1942年1月1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的一段话，不再是国际主义者的宣言而是两党的共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确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是绝不罢休的。我们也不会满足于争取到这些目标后就收工不干。……这一回，我们下定决心，不仅要打赢这场战争，还要维持战后的和平和安全。（61）
    正是这一共识使美国没有重蹈1917-1920年卷入--退出的覆辙。赫尔在1944年4月的演讲中宣称，美国人民已经决定不仅要同盟国一道打败纳粹和法西斯制度，而且“还要同我们的盟国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一道，全力以赴地去建立和维护使自由与和平成为持久现实的制度”。美国做出的“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决定”。美国不会像一战后那样，“在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责任时出尔反尔”（62）。
    从威尔逊在1917年首倡算起，自由国际主义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战胜了孤立主义和保守的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它不仅主导了美国参战后的外交政策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实际上也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际角色也得以重塑：美国的安全不能依赖孤立于欧洲体系之外和加强西半球的防御来获得，而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来实现。美国不能满足于仅仅充当“自由灯塔”，还应该对世界进行领导，运用美国的力量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的国际环境。美国从传统的孤立主义转向以多边主义形式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这无疑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分水岭，用阿瑟·范登堡的话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革命性”变化，标志着美国“丢弃了实行150年的传统外交政策”，走上一条“永远无法回头的路线”。（63）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加入二战前的几年是美国外交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时刻；美国外交的转折点不是1945年，而是1941年。
    自由、公开的辩论是美国社会得以凝聚共识从而形成稳定、长远的国家战略的前提，是美国外交政策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正是1939-1941年的外交大辩论与当时的国际事态一起促成了国际主义共识的形成，并导致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和德、意对美宣战，这场大辩论极有可能还会继续。但在实际上，当时的民调表明，孤立主义者在辩论中已处于下风，舆论已经转向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珍珠港事件前的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尽一切可能援助英国，即使因此卷入战争也在所不惜。（64）从这个意义上说，珍珠港事件前的外交大辩论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外交大辩论。
    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大辩论的失败者--孤立主义者视为目光短浅、幼稚愚蠢、不负责任的可笑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美国的精英人士，在美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声望。（65）他们反对战争，揭露军火商与政客相互勾结的事实，反对美国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其勇气和品德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其言论代表着对美国国家身份和国家目标的另一种思考。孤立主义者对美国安全形势的过分乐观、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以及对美国干预必要性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一些担心也是颇有预见性的，一些主张是非常有价值的。
    美国卷入欧洲的纷争虽然没有带来暴政，但是确实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庞大常备军的出现，联邦政府集权化的趋势，证明孤立主义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把孤立主义者的警告抛于脑后，滥用美国的力量，走上全球干涉的道路，“帝国过度扩张”的恶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渐显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证明了孤立主义者警告的正确性：美国成为世界帝国的代价就是陷入各种阴谋之中，就是“帝王般总统权力”的出现，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以及“军工复合体”的崛起。
    孤立主义者主张严格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保持克制；反对美国滥用权力去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反对威尔逊式的传教热情和输出民主，尊重其他国家的自主选择；呼吁美国更多地关注国内改革和人民福祉，减少对海外事务的参与以免浪费美国的资源。这些主张无疑是极有见地的。用外交政策评论家沃尔特·米德的话说，它可以使美国人“重新发现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放弃权力的傲慢，回到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处理对外政策的道路，削减帝王般的总统权力”（66）。美国参战后，孤立主义虽然已经无法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它对美国过多卷入海外事务必要性的怀疑，对美国滥用权力的批判，对霸权代价的警告成为一种抗衡力量，对二战后的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构成某种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像制宪时期的反联邦主义者参与了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一样，孤立主义者同这场大辩论的胜利者--国际主义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外交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