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革命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是指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其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狭义革命是指以暴力手段彻底推翻既有的国家权力机构。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太多的狭义革命，而缺少真正广义上的革命。20世纪初的激进革命派最看重的是铁血暴力。他们把主张暴力者称之为“革命”，而拒不承认其他渐进手段也可能是“革命”。孙中山曾十分愤怒地指责梁启超“自称革命”，他说：“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12]（P232）
        激进派把暴力革命看作是实现中国政治与社会进步的惟一手段，以推崇“种性不灭”而闻名于时的杨笃生颂扬暴力革命时写道：“轰轰烈烈哉，破坏之前途也；葱葱茏茏哉，破坏之结果也；熊熊灼灼哉，破坏之光明也；纷纷郁郁哉，破坏之结果也。夷羊在牧，吾以破坏为威凤之翔于天；旱魃行灾，吾以破坏为神龙之垂于海……柏雷亚曰自由犹树也，溉之以虐政府之血，而后生长焉。”[13]（P639）孙中山则说：“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14]（P226）
        革命派显然神化了暴力革命的作用。因为，不论从历史实践上看，还是从政治理论上分析，暴力革命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将旧社会的腐败龌龊犁庭扫穴，也可能将社会多年积累的进步成果扫荡无遗。当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不甚成熟或社会政治结构尚有可能实现和平改良与过渡的时候，人为地进行暴力革命就显得更加得不偿失。不合时宜的暴力革命或者不能将旧政府打倒，或者只是倒其外壳留其实质，以暴易暴而已。而不论大小暴力革命，它们对社会文明成果的摧残都是没有例外的。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和平过渡可能性全失，暴力革命不宜作为拯救社会的良方。曾经是暴力革命坚定分子的陈天华在蹈海自杀前对留日学生标榜暴力革命也不无忏悔，他在遗书中写道：“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诺威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若多数犹未明此义（指革命），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也。此鄙人对于革命问题之意见也。”[15]（P155）
        基于对暴力革命神力的迷信，革命派否定清政府及社会改良人士所从事的一切改革。如革命派原批评清政府不懂宪法与法律，而当清政府网罗部分归国留学生在北京设立宪政编查馆，并着手调查国情起草宪法、刑法、商法时，革命派又予以全面否定，攻击清政府是“举所谓政客，纳之彀中，丰其刍秣，严其辔勒，使昔之为我患者，今转而为我用，意谓天下之人将口箝而心死”，攻击杨度等留学出身的宪政编查馆成员是“一群小人”，说后者曾“日蒙面具，以溷迹民党，其为民党之辱已甚”。其他如废除科举、奖励实业、派员出国考察、成立各省咨议局、国会请愿、颁布选举法、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审检分开制度等等，只要不是采取暴力方法、不是由革命党人参与的任何改革政策与措施，都无一例外地遭到革命党人的斥责。孙中山在1905年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16]（P261）革命派在这里已经走火入魔，他们似乎觉得除了革命派以外，20世纪初中国的其他政治派别都是逆历史而行的反动派。
        如果说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凭其个人情感不问理由地坚拒改革，表现了他们认识上的僵化的话，那么，革命派依其情感好恶把暴力革命绝对化，也同样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思想僵化。时人批评说：“今日旧党之顽固无论矣，即号称新人者亦无人不顽固。盖执一不化，即是顽固。”[17]（P708）激进的革命派显然不懂政治是一种全社会化解对抗与寻求妥协的艺术。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是：最好的改革方案，尤其是最好的关系到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变更的革命性方案，应该是那些能够得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认可接受的方案。社会成员的反对意见愈少，改革包括革命性的改革就愈是易于成功，改革的成果就愈是巩固。
        历史的真实是，20世纪初的第一个10年正是中国历史上进步最大的10年。从守旧排外到新政改革，再从新政改革到立宪运动，资产阶级改革派与清朝政府中的开明人物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将中国历史的车轮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公私立学校、举人进士留学、民办铁路公司、各省咨议局、警察、法庭、检察厅、宪法、商法、刑法、商会、市民公社、商事普查、劝业博览会、人口调查、地方选举等等，许多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事物都在这短短的10年里相继诞生。今日中国的许多现代事物与现代观念都可以追溯到清末10年。固然清末的新政与宪政还存在许多不良之处，但人们绝没有理由因为这一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巨大历史进步是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的就予以抹杀与否定。（注：参见茅家琦：《晚清“新政”与同盟会16字政纲》，《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改良派所热心的新政与立宪运动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革命。中外都有不少有识之士对清末渐进主义的改革活动予以肯定评价。1906年生活在中国的《英国时报》驻北京通讯员莫利森（G.E.Morrison）曾向伦敦总部报告当时中国的进步说：“（这里）的人们呼唤改革，而且改革一定会到来……变化正在显现，如今的北京已不是几年前你所认识的北京，沥青马路、优秀的警察、良好的秩序、漂亮的马车、外国人住宅、电话、电灯等等以前末见之物现在都已出现。一个能够不经过太多骚乱就废除了流行久远的科举考试制度的中国，一定有能力进行任何改革，不论这种改革是多么艰难激烈。”[18]（P389）大思想家严复在论及新政活动时写道：“不及数年，而八股遂变为策论，诏天下遍立学堂……不及五年，而自唐宋以来之制科又废，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19]（P367）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没有权利全然不顾这些中外历史上的公允之论。
        客观地说，20世纪初中国的国内外环境相当恶劣。除了我们常说的国民民主思想程度不够和国际列强共同侵略这两个不利因素外，中国当时连共和政治最基本的条件也不具备，比如，一、国籍法未定，谁是“中国人”之界说不明；二、人口调查未全面进行，选民人数难以确定；三、义务教育未普及，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学历限定难以确定；四、农工商欠发展，税法不清，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财产规定难以执行；五、中国土地辽阔，交通状况极差，乡僻之民无法在同一时间进行投票；六、地方自治未全面推行，乡镇议事会未立，谁来主持基层选举？监票、计票，选举诉讼归谁办理……在这样的条件下，试图以一场迅猛的暴力革命达到建立共和政治的目标是一种极不明智的抉择。其对中国的实际政治进程不仅无所助益，而且十分有害，因为它将刚刚展开的“种种之新事业”和中国近代难得的和平秩序一概破坏，社会不但不能前进，甚或有向后倒退的危险。相对而言，所谓改良立宪派或开明官吏所主张的渐进主义进取方式，即利用中国近代难得的和平时段，逐步推广改革的范围，“于一切宪政之中，择其至重且大者，以专注之力而主张之，一事既成，再谋其次”，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实施这种渐进方案，中国就会“得寸为寸，得尺为尺”，终有进入光明前途之一日。政治实践中，立宪派与开明派从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官制改革等问题入手，进而要求召开国会与成立责任内阁，可谓既把握了解决问题的节奏，又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激进的革命派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暴力革命而反对渐进改革呢？第一个原因恐怕是激进知识分子大多政治学理论修养不深，也无政治方面的实践经验，只凭一腔热血和西学皮毛来考虑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他们舍难就易只求速成，犯了近代以来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常犯的急功近利的错误。《苏报》有一篇激进革命者的文章说：“夫立宪者，须得政府之许可而后行，何若革命之可独行其民党之意也。”[20]（P684）章太炎说：“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依赖者为多……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也。”[21]（P759）革命派既不愿做艰苦而又进程缓慢的民众启蒙包括官吏启蒙与国情调查工作，也不愿参预政府和改良人士倡导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基础构建工作，以为只要把卢梭天赋人权的大旗在神州大地上一展，再由革命家的领袖登高一呼和海内外革命者拚其一死，革命就会成功，共和民主政治就会在中国确立。这种天真想法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幼稚病。
        激进派之所以力主暴力革命而反对渐进改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思想原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暴力革命的思想依然对激进知识分子有极大影响。革命派在鼓动民众起来革命时经常用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作为启发事例。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刘师培都曾这样举例演说与论证。如汪精卫就说过：“中国历史上，其可称为国民革命者，只四时期：一曰秦末之革命，二曰新莽末之革命，三曰隋末之革命，四曰胡元末之革命。”[22]（P523）刘师培在论证“激烈大好处”时说，“激烈党的一派人遇着一桩事情，不问他能做不能做，也不问他成功不成功，就要像项羽、刘邦、李密、杨玄感、刘福通、陈友谅等‘破坏家’一样不顾性命去做，把天下闹得落花流水也不失为好汉”。[23]（P888）农民起义的思想在这里穿上了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外衣重又回到了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