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良派与革命派对革命的结果有过不同的预言。梁启超说，在国情民智不成熟的条件下实行所谓民族主义或民权主义革命，其结果不外是“取一家之物又与一家”，“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扰攘争夺，未知所底止”。[24]（P334）而孙中山对革命的结果则十分乐观，他颇为自信地分析说，“君权民权之转捩，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盖其时用兵贵有专权，而民权诸事草创，资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务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定此关系，厥为约法……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漂摇之虑矣。”[25]（P113）
        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现实没有沿着革命派预设的线路走，而是完全验证了立宪派对革命结果的预言。袁世凯伪造与强奸民意，革命党人之间暗杀内讧以至反上叛乱，图章国会以及猪仔议员求荣附逆，南北分治以及军阀割据混战，工业凋零，农业破产，商人逃避，民不聊生……动乱的现实与痛苦的生活使人禁不住怀疑共和革命的功效，并重新思考渐进改良在中国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民国成立后最早由赞成革命转为怀疑革命的恐怕是美国传教士司图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司图雷登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正在南京传教教书。那时他是同情和赞成共和革命主张的。他写道：“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民族的诞生方式、我们的革命、我们的政府形式、我们的华盛顿正是现在这些革命者的理想。”[26]（P28）但是很快他就看到了革命带来的动荡不安，在当年的11月6日他向美国总会报告说：“大约十分之六的市民逃走了；官员们停止了一切维持秩序的努力；抢掠天天发生且规模日大，经济危机日益严重”。[27]（P28）此后，他开始考虑支持袁世凯，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有可能恢复中国的秩序。他在1914年批评革命者“对中国的现实状况知之甚少”，而且最关键的是革命者对下列政治通则并不承认：“政治民主（political liberty）并不能恩赐给任何人。自治政府的权力也不能被赐予。它只能在人民自己已经准备好接受它的时候才会到来。就直接的民主政府（thorough-going democratic government）而言，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准备。”[28]（P28）司徒雷登来自民主共和之乡美国，且是一位与中国政治派别不存在亲疏问题的中立传教士与教育家，他的态度的转变反应了暴力革命与所谓共和政体在中国被催生赶熟的不良后果。
        对民国以后国家“四分五裂”、“盗贼兵灾”层出不穷、人人言民权自由而自由民权离民众愈远的现状感触最深的当属孙中山。他在晚年对辛亥革命有过至为深痛的反省。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了他的苦痛认识。他在1924年曾写道：“自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所获得者仅中华民国之名。国家利益方面，既未能使中国进于国际平等地位。国民利益方面，则政治经济荦荦诸端无所进步。而分崩离析之祸，且与日俱深……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29]（P102）同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说中还对中国人“错解西方平等自由”进行了回顾与分析，他说，中国革命风潮的源头在日本东京。那时，中国留学生初到国外，一下子便感受了革命思想，于是集会结社，要争平等自由。但是他们争平等自由的目的不是为团体，而是为自己个人。团体开会，大家到会说些争平等自由的空话便已了事。一遇欧美没有根据的新学说，也不问政治社会的道理与中国的国情，便想标新立异，争出风头。这种东京时代的学生风格一直影响到后来的革命实践，使革命总是归于失败。他进而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的失败，不是“被敌人的大武力打破的”，不是“被旧官僚的阴谋打破的”，也不是“被中国的旧思想打破的”，而是“被欧美的新思想打破的”。[30]（P273）与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提出反满共和革命时的乐观主义预言相比，上述话语可谓是一种对自己早年观点的全盘否定。前后差异之大，几乎不能令人相信两者均出自孙中山之口。
        怎样解决革命总是不能成功这个社会难题呢？孙中山似乎力图寻找到一种全新的解决之方。他手定《建国大纲》，把民主革命的过程分成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要求“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并指示要以县为自治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本，然后扩而大之以及于省，使人民“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训练以与闻国政”。[29]（P103）在另一篇讨伐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中，他直接把开办地方自治当成了医治选举腐败的惟一良方：“民治万端，而切要当急者，莫如地方自治；自治不立，则民权无自而生，浅之如户籍无法，虽选举亦伪，他何论也。往时议员所以不能代表人民，亦以选民无精密调查，其被选皆混冒以攫得之，非人民本意也……共和之机，端在于此。”[31]（P535）北方发生冯玉祥政变后，他提出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他说：“以后解决国事，不必要再用武力……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便可和平统一；国民会议开不成，中国便要大乱不已。所以中国前途一线希望，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得成。要国民会议开得成，根本上还是要全体国民一致去力争……全体一致打电报，力争要开国民会议。假若国内外为争开国民会议，所打的电报有几千张几万张，这种和平的争法，好过用武力的几千兵和几万兵。”[32]（PP367-371）峰回路转，孙中山最后又回到清末预备立宪与和平请愿的老道上去了。当年他竭力反对并斥之为奴隶主义的渐进改良方案成了他晚年的选择。到这时，他似乎才明白，暴力推翻一个旧的王朝，从手段上看似乎是革命的，而结果未必具有革命的性质，杀人如麻与改变旧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似乎才知道，暴力革命不能解决社会的深层问题。历史的进步，有赖于循序渐进的积累、政治的改善，有赖于民众的觉悟与参与，而民众的觉悟与参与与否有赖于持之以恒的教育启蒙。民主政治绝非空谈可以成事。任何不切实际地狂飙突进，指望一举而达于至善往往是欲速不达，甚至南辕北辙，走向反面。
        孙中山晚年对革命的反省，除了在20-30年代得到梁漱溟、陶行知等非主流派知识分子乡村建设活动的微弱响应外，似乎没有被同时代及后来的政治家与思想家所重视。辛亥以来对革命的崇拜愈演愈烈。革命成了一切正义行为的代名词，成了政治家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号，成了现代政治学词典中最受尊敬的话语。然而，作为文章的结束，我们要问：是为喜乎？是为哀乎？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们还要在这样的革命崇拜中继续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