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发展阶段，中央纪委遵照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围绕保证改革顺利进行这一中心，着重开展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查处了一大批乘新旧体制交替之机，钻改革的空子，搞违法乱纪的案件。二是总结推广了一些党组织、纪检机关抓党风、促改革的典型经验。三是划清界线，提出了要把因为改革缺乏经验而犯了错误和借改革之名、钻改革空子搞不正之风区别开来，坚定地保护改革者，绝不允许对他们打击和诬陷。这些工作的开展，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从更深远的角度，一再提醒全党和各级纪委，一定要严防改革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东西，强调了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指出：“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2]他认为，不对这种现象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 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党的形象和社会风气，最终使改革失败。为此，他反复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1]（P,347）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为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在坚决刹歪风，正党风，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指明了方向。
    四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全党更要严格纪律，从严治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的观点。这种错误观点的流行，严重地干扰了执纪工作，也极大地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对此，陈云同志在中央纪委常委会一份报告上明确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他还指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陈云同志的这一论述，对当时乘机违法乱纪的人是一个严重打击，同时也有力地排除了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心中的疑虑，对各级执纪执法工作更是极大的支持。
    从严执纪，是陈云同志的一贯主张，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他针对出现的严重影响党风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明确指示。1982年初，他针对广东沿海一带走私活动猖獗问题坚决地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在陈云的批示中加了8 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983年10月12日，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中，对一些农村党员集训、开会还要误工补贴费进行了坚决制止，并尖锐指出：“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2]（P,332）对于当时大量出现的以权谋私不正之风，他要求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坚决、有力地加以制止。对由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侵入而引起的一些丑恶思想和行为，陈云同志更严厉地指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3] 在严肃执纪的问题上，陈云同志认为一是必须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3]（P,356）二是一定要实行责任追究制，“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3]（P,356）
    为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机关执纪有据，陈云同志在主持中央纪委工作期间，根据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方面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主持制订了一系列重要规定。其中，由中纪委草拟、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原则规定，规范了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言论和行为；1987年7 月中纪委制定并下发的《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了党内纪律监督的职责、权限及各项原则。这些文件的颁布施行，对于纪检机关严肃、准确地执行纪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严执纪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陈云同志在强调严肃纪律的同时，一向是这样要求的。他特别指出，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在执纪问题上，既严格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同时又持审慎的态度，这已经成为了各级纪委的一种传统性好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