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禹都阳城的地望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学者讨论的焦点。不过学者对于阳城地望的论定，大都离不开豫西、晋南这两个地区。我在日前发表的《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及《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二文[①]，对此问题独不取现行诸家的说法，而宁愿采取《世本》宋衷的注，认禹都阳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之南。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说法，主要是出于不赞成现在一些人将夏后氏的始居地定在豫西晋南的考虑。现在看来，这个选择虽然大体上符合禹居于东方这个总的设想，但所谓“大梁之南”的具体位置，却似离夏后氏居住的河济之间的地区稍远了一点。近日翻检文献，发现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在古代早已有了阳城的称呼，因复计禹都阳城应该就是古代的濮阳。考虑到近年来濮阳周围连续发现龙山时代的古城，特别是最近与豫、冀二省交界的鲁西北的阳谷、茌平等处发现的一连串龙山晚期的古城址群，更使我们感到将禹都阳城定在濮阳不仅是符合实际的，而且能够给人们认识这些不断出现的古城以新的启迪。为了纠正旧说，也为了增加新的认识，我愿将现在的想法提出来，以就正于各位从事夏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中有些前文论述过的问题，这里尽量从略。
    一、由古代洪水论及禹都阳城的所在
    我国古代以阳城命名的地方实在是多矣，除了人们常常提到的颖川阳城、泽州阳城、大梁以南的阳城之外，仅笔者所知，就还有今河南商水以东的楚之阳城、今河南方城以东的秦所置之阳城、《战国策·燕策二》提到的燕国南部的阳城及《齐策四》提到的卫之阳城，此外，《水经·河水注》提到今山东茌平附近有杨墟故城，俗亦谓之阳城。
    要在如此众多的阳城里面断定哪一个是禹所都的阳城，自然还要考虑到它们与夏后氏，特别是与禹的活动是否相关或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在这方面，我想，鲧、禹对于洪水的治理无疑应是一项重要的考察内容。因为无论是鲧还是禹，他们的治水都必定是为了保护本部族的人们不受洪水的浸袭。换言之，鲧禹部族居住的地域必当在易于遭受洪水浸袭的范围之内。那些远在洪水发生地域之外的地区，自不应是我们考虑的“禹都”或禹所居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今天许多人们提到的处在豫西、晋南的颖川阳城、泽州阳城，以及一些人认为是禹都的汾浍地区的“唐城”，都不必是禹所都的阳城，因为无论是豫西或者是晋南，都与古代洪水发生的地域不相干连。颖川阳城处在嵩山之下，乃一片丘陵地区，颖水方从山中发源流经那一带地方，怎么说也不会造成对人类构成极大威胁的洪水。泽州阳城地处晋东南山区之中，想亦与洪涝灾害不发生干连。至于被称作唐城的今山西翼城地区，虽处在汾浍两条河流之间，但那里的地势实际也是丘陵起伏的地带，并且从总的说来属于黄土高原范畴，要说在这周围造成一片汗漫无际的洪水景象，确也有点儿离谱。总之，要说禹所居之阳城在上述这几个地方，都势必与禹治洪水的故实发生冲突。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与洪水毫不相干的氏族部落的首领会被众人推举出来担任治水的领袖。即令我们设想禹是一位为全民着想的大公无私的人物，因而会不仅以本部落的利益为念而心存广大遭受洪涝灾害的黎民们的安危，我们也无法解释禹（以及他的父亲鲧）由何而来的治水的经验，以及众人凭什么要推举他做为治水的指挥这样一类问题。
    实际上，古代洪水最易发生的地区只有一个，那就是古河济之间的兖州。我们曾经论证过古代洪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理由，一是这里的地势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广平低洼而又河流纵横，且降水量又多于西部黄土高原，最易受到水潦的浸袭；二是这里的人烟稠密，文物繁盛，传说时代著名的氏族几乎都集中在这里及其邻近的豫、徐二州（徐旭生语），以此之故，洪水才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记忆；三是古代文献上也确实记载着洪水在这一带发生，不但是战国秦汉以后的河患屡屡发生在这一带（如《史记·河渠书》、《平准书》所述），并且就是尧舜禹时期的洪水，也清清楚楚地被记录着发生在这一地区。其中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尚书·禹贡》于古兖州条下的两处文字，一处记载着“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明是讲洪水平治以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得以继续养蚕，人们亦从避水的高丘回到平地上来居住，此非禹平治洪水以后的情形而何？另一处言“作十有三载”，更与传说中“禹湮洪水十三年”之事相应。以上两条证据，是由已故徐旭生先生揭发出来的[②]，我们认为很有见地。除此之外，我们又在其它古文献中检得禹治洪水发生在古河济之间的证据。其一为《吕氏春秋·爱类篇》：“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此言古代洪水发生在河出孟门以下的平原广野。孟门所在，《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对魏文侯之语云：“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障釜，前带河，后被山”，知孟门必在纣都朝歌以东。朝歌为今河南淇县，淇县以东，正大河流经之地。再往东，即古濮阳地区。适与上言洪水发生在河济之间的说法相应。过去学者或以《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齐伐晋所经之孟门当此孟门，但从文献看来，这两个孟门显然不是一事。元吴师道《补注》引《史记索隐》的说法便曾指出，此孟门“在朝歌东北”。查《史记·吴起列传》“殷纣之国”下《索隐》引刘氏曰：“纣都朝歌，今孟门在其西。今言左，则东边别有孟门也。”《索隐》及吴师道对《魏策》的补注是完全正确的。我怀疑朝歌以东的孟门实际就是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大伾。孟、伾二字皆发唇音，古音相近。大伾在今淇县以东之河南浚县城东，其处黎阳东山上有宋人镌刻的“大伾伟观”四字，至今尚存。河北大伾即是平原广野，与《吕氏春秋·爱类》所述孟门地势及地望全然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