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濮阳又有“昆吾之虚”的称呼（《左传·哀公十七年》）。即言“颛顼之虚”，何又出了个“昆吾之虚”呢？“昆吾之虚”与夏禹所都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也值得认真探索一番。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提到颛顼氏的另一支著名的后裔祝融氏。祝融为颛顼之后，这在《左传》中也是有明确记载的。后来楚人认祝融为自己的祖先，同时又称自己是“帝高阳（颛顼）之苗裔”。这祝融氏族后来得到很大的发展，据说共繁衍出了八支族姓，号称“祝融八姓”。其为首者为己姓，大概是祝融的直系，而己姓中最著名的一支氏族便是昆吾。春秋时楚人称昆吾为“皇祖伯父”，即承认昆吾是颛顼--祝融系统中的老大。由此关系看来，这位老大一度继承其祖颛顼的基业而居于旧颛顼之虚，也是说得过去的。
    除昆吾外，祝融八姓中的其它姓氏的人们也大多围绕着濮阳地区而居于今豫、鲁、苏北一带。对此，徐先生亦有考证，我们也不必多言，但指出他考证的地方有些过于笼统。就是对于有些分布较远的氏族，应该指出它们是以后才迁到这些地方去的。如芈姓的夔、越，明是楚国南迁后（楚最早居于今河南楚丘一带）再从楚国分离出去的；妘姓的郐国和邬国也是在祝融以后若干代才迁到今河南密县和偃师境内的。《国语·郑语》韦昭注于此说得很清楚，他说：“陆终第四子曰求言，为妘姓，封于郐。郐，今新郑也。邬、路、逼阳，其后别封也。”这里谈到郐的居地不在今河南密县，而在它东边的新郑，并且指出邬、路、逼阳是陆终四子求言以后的“别封”。陆终据说是祝融的孙子，可见今偃师境内的邬聚是祝融后裔辗转迁徙而后到达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夏后氏与祝融氏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前面我们已提到《国语·周语》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这句语，表明祝融与夏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但这句话终嫌过于隐约，到底夏后氏与祝融氏的关系特殊在什么地方，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现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夏后氏的姒姓实属于祝融八姓中的一姓，不知能得到学界同仁的首肯否。我们注意到《国语》提到的祝融后裔的八支族姓中，有一支叫斟姓。史伯说它“无后”，其实，它就是夏后氏的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的姓。斟灌者，斟姓之灌；斟寻者，斟姓之寻也。故斟灌、斟寻或单称灌氏（戈氏）与寻氏。然而夏后氏为姒姓，其同姓怎么又改属斟姓了呢？查《世本》中又有祝融六姓之说，其一为斯姓，斯姓显然就是斟姓。《荀子·解蔽》中有“桀蔽于未喜、斯观”，杨注引韩侍郎云：“斯或当为斟。斟观，夏同盟国。”斯与姒古音相近，二字皆发齿音，斯在支部，姒为之部，此二部字可以合韵，故姒姓可写作斯姓，因而祝融八姓之一的斟姓实际也就是姒姓。这样解释，似乎有些单凭推理的成分，但非如此，不能解决二斟与夏同姓的问题，也不好解释祝融氏降于崇山而兴起夏的说法。
    如此说来，濮阳作为昆吾之虚与作为夏都亦不相矛盾了。盖昆吾氏作为祝融之嫡系后裔始居于此，不久以后，他又迁到了旧许。《左传·昭公十二年》：“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旧许”即今河南许昌，故夏后氏复又得以住在昆吾居住过的濮阳。而昆吾氏与夏后氏得以先后居于颛顼故地，正因了他们都是颛顼后裔的缘故。我曾经说过，古代河济之间是我国文明发祥的一个中心地区，由濮阳先后被作为颛顼故居、到昆吾故居，再到夏禹的王都，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地区文明兴盛的证据。这是我们发掘古史时不应忘记的基本史实。
    以后，文献又曾谈到夏后相居于帝丘濮阳（《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在他之前的夏后启的居邑，文献无说，但言其“征西河”（《北堂书钞》引《竹书纪年》），又或言其征有扈（即顾，在今河南原武），《墨子·耕柱》并言及“启使蜚廉析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以上西河、有扈、昆吾皆在今河济之间[⑤]，是启居于濮阳一带亦属可能。太康所居的斟寻，我们考证它在今豫东北与山东交界的范县至曹县之间[⑥]，也近于濮阳。总之，夏初所都，或在濮阳，或在其附近，这与我们现在论定的禹都阳城即濮阳的说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