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于阳城建造的推测
    禹都阳城既然是一座城，这就牵涉到它是何时建造和由谁建造的问题。从古代传说和现今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似乎可以认为它的建造就在禹以前不久的龙山时代的晚期，而它的建造师则当是禹的父亲鲧。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我国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古城堡来看，它的产生时间一般都早不过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的中、晚期。如淮阳平粮台古城的建造年代为距今4355±175年[⑦]，登封王城岗的建造年代为距今4000±65年[⑧]。这与我们推测的禹都阳城的建造时间是很接近的。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传说也把城郭的发明者归结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鲧。古文献如《吕氏春秋》、《世本》及《淮南子》都谈到鲧作城郭的事，说明这是古人一致的看法。当然，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来，像城郭、宫室这类建筑都应当是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并且是由简单的夯筑工艺渐次发展而来的，将其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发明未必合适。但是，我们也不能指摘古人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如果把鲧当作那一个时代及使用城郭的那一带居民的代表，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古人会选中鲧作为城郭的发明者的代表呢？
    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鲧治洪水的故事谈起。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古代洪水发生的地域主要就是在以河济地区（即古兖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这里正是传说中的尧舜禹部落联盟生息繁衍的故居地。当年，鲧始受命担任治理洪水的总揆，这决不是偶然的。一则，因为鲧禹所在的有崇氏部落适当洪水冲击的要害部位，鲧为了本部落人民的安全，自然积极承担起这项治理洪水的重任。其次，众人之所以推举鲧出来担任这一关系全体部落联盟居民安危的使命，亦是基于对他的领导治水的能力的某种信任，因为他在领导本部落人民对洪水的斗争中毕竟积累起了一些经验。这经验不是别的，正是许多书上谈到的“土湮”的办法，即用筑造堤防的方法来挡住洪水的浸袭。诚如学者指出的，筑造堤防与筑造城墙，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堤坊亦须夯筑，不过是将夯筑的四方形的城墙伸展为沿河的长堤而已。因而有关鲧用堤防湮治洪水与鲧作城郭这两项传说正可以相互发明和相互补充。由此来看鲧发明城郭这项记载，就当是其来有自的了。
    过去，大家在提到鲧作城郭的时候，却多数忽略了鲧筑造城郭的另一层意义。按古人筑造城郭的目的，自有防御敌对部族侵袭的意义，但亦同时具有防止洪水浸袭的意义，尤其是在河流纵横的广袤的平原地区，其防止人们被水飘没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历史上，利用厚实的城墙抵御洪水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公元前485年的赵襄子利用晋阳城挡住了智伯引汾水对赵氏的淹没。据说当时城墙只高出洪水三个版筑，但仍巍然屹立（《史记·赵世家》）。赵氏由此转守为攻，并因而联络韩魏二家灭掉了智氏。近时人们熟悉的，则有1991年河南安徽一带发生特大洪水时，安徽寿县民众在洪水的围困下，依靠寿州古城的保护，照常安居乐业的例子。报载这次洪水在城北距离城头也只有一两米高，可城内居民在此洪水的围困下居然安全无恙地渡过了七八十天，直至洪水退去。由是，我们又可以想到淮阳平粮台发掘的那座与鲧的年代相差无几的古城，它处在广漠的豫东平原上，不仅拥有高而厚实的城墙，而且整座城堡还座落在一个三至五米高的土台上（现时发现的中原一带的古城差不多都营造在这样的土台或土丘之上），其具有防止水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联系上述实际例子，我们认为鲧作为城郭的发明者，在其故居常常遭受洪水威胁的情况下，建造起这样一座城郭来保护本部族的居民，当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由于河济地区日后屡遭洪水淹没，当地许多古代遗迹都被淤埋于地下，以致使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当年鲧所修建的这座濮阳古城的遗迹，但我们相信，它的存在是必无疑义的。从现今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目前在濮阳的南面已发现有淮阳平粮台和偃城郝家台两座古城；在它的西北，也发现有安阳后岗的古城；在其西南，则有辉县孟庄的古城[⑨]；其东面，更有近日发现的山东阳谷和茌平两县的龙山至商周时期的古城群[⑩]。以上几处古城，都距离濮阳不远。尤其是山东阳谷景阳岗发现的古城，时代与鲧禹生活的年代最为近似，地点亦最接近濮阳，两者相距不到100公里。报纸上说，这座龙山时代晚期的古城南北长约1150米，北端宽约230米，南端宽330米，中部宽约400米，全城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古城。在它的附近，还发现了数座面积较小的龙山文化城，以它为中心构成一组城址的群落。此外，经初步勘探，在与阳谷毗邻的茌平县又发现一组由五处古城构成的另一龙山文化城的组群，其中最大的面积亦达33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