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条关于古四渎的记载也可印证禹治洪水在河水之间的说法。按《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此四渎中的“河”，当指古本《竹书纪年》提到的启所征的“西河”，乃黄河自今滑县北流一段；济水在北者，应指济水下游北过今济南以下的一段；东为江的“江”，乃古沂水，在今山东省境内[③]。这四渎流经的地域，全在古代的“山东”（淆山以东），《史记·封禅书》“四渎咸在山东”可证。故武帝时河决于观（即古斟观，在濮阳以东），《史记·平准书》称“山东被水灾”；河决瓠子（在濮阳以北），《平准书》亦言“是时山东被水灾”。这就说明了尧舜时期洪水发生的地域与秦汉以后黄河泛滥所淹没的地区是一致的。
    洪水发生的地域既明，我们再来考察禹都阳城的问题，便是自然地要把古都濮阳确定为禹所都的阳城了。濮阳所在，不仅当古河济之间的中心，而且恰是洪水冲击的要害部位。据说昔日共工与颛顼争为帝，那处在河水上方的共工氏族（在今河南辉县）便曾振滔洪水，要为害居住在下游濮阳的帝颛顼，故颛顼怒而诛之。而今鲧禹居住在这屡次成为洪水冲击目标的地方，也势必要为本部族的生存肩负起与洪水作斗争的重担。当然，在濮阳东北面的杨墟故城也有阳城的称呼，其地亦在河济范围之内，故而也有可能是禹所都的阳城，但它处在河济地区的东北边缘上，且无濮阳那样文物繁庶和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相比较之下，我们认为，还是濮阳为禹都阳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二、阳城的得名及其与崇山的关系
    古濮阳在今濮阳市以南约20公里处，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卫国的都城。濮阳之称作阳城，史有明证。《战国策·齐策四》记苏秦劝齐闵王伐宋之说辞云：“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此阳城，《史记·田齐世家》作“阳地”，《集解》谓“阳地，濮阳之地。”结合《国策》称“卫之阳城”一语，是阳城指战国卫都濮阳已是十分明确的了。
    作为卫都的濮阳在古黄河的东面，汉武帝时期，河缺瓠子，由黄河分出的瓠子河即由其北面流过。这自是战国以后的情形。在此之前，则有古濮水自西向东地由其南面流过。濮阳之称，乃因其地处濮水之阳，故濮阳又或迳称作阳城（或阳地）。
    前已言及濮阳地处河济之间的中心，适当洪水冲击的要害部位，故其作为禹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它作为禹都的更直接的原因，却是这里与夏后氏的祖居地崇山密迩相近的缘故。按夏后氏始称有崇氏，因其治水有功，“皇天”嘉奖它，才改称为夏后氏。故禹的父亲鲧称为“崇伯鲧”（《国语·周语下》），禹也一度被称为“崇禹”（《逸周书·世俘》）。有崇氏的称呼，又来源于古崇山，《国语·周语上》“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可证。因而历来探讨阳城地望的人，都往往从考察崇山的位置入手。不过各地崇山的地名亦非一处，这就须要将崇山与阳城二者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昔日三国韦昭给《国语·周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所作的注说道：“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便是采用的这种做法。虽然他所考证的阳城与崇山的地望都与实际不符（见下文），但他使用的这种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如此，今日许多学者才对韦昭所指出的崇山、阳城的地望深信不疑。
    韦昭所说的崇高山即今河南登封以北的嵩山。他认为嵩山即夏后氏族兴起的崇山，因为崇、嵩二字古通，嵩为崇之或体，并且更重要的是嵩山脚下有一座古代的阳城（即颖川阳城），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嵩山下面这片地方当作了夏后氏的发祥地。但是他忘记了河南的这座嵩山（崇高山）只是汉代才起的名字[④]，在先秦时代，它只叫做太室山或外方山，而记载夏后氏族兴起于崇山的文献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国语》，所以《国语》所记的崇山绝不会是今河南西部的嵩山，与嵩山相近的颖川阳城也必不会是禹所都的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