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其70余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幅度尤大的对外政策转变。其中有两次分别发生在苏联历史的两端，那就是（1）十月革命后不久几年里从主要旨在引发和推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外交"，渐变为服务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务实外交；（2）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里由前此造就继而维持苏美战略均势并争夺若干区域霸权的超级大国外交，迅速改换为最终助成苏联--东欧阵营崩溃乃至苏联自身解体的"新思维"外交。除此之外，就变更程度以及历史意义而言可与之排比的，只有自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期间的对外政策转变。它横亘于苏联历史的中段，与同时间里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合成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的面貌，并对世界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
    如后所示，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在于缓和冷战高潮造就的东西方极端紧张局势，调整因超度严苛的霸权控制而弊端百出、势难维持的苏东关系，改变专注于中东欧以及其他若干紧邻地带的保守谨慎态势，开始将苏联的战略和外交势力突入世界广大不发达地区。几乎可以认为，在约三年时间里完成的这些变化，大体上确定了此后近30年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模式。然而，关于这一转变，国内现有的论述仍然是比较粗糙和简单化的。问题尤其在于：尚未作出关于这一转变的明晰、合理的阶段界定，特别是多少忽视了本文将谈论的1955年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及其重要影响；未明了第一阶段（即紧随斯大林去世的几个月里）苏联外交转变的首要发起者和主持者，亦未充分注意同当时苏联高层政治斗争关系最为密切的东德问题；尚缺乏对于苏共二十大所定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的足够全面、深入的论析，对其中一大内容的理解过于狭窄，即误将"和平过渡"取代涵义更广泛的"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而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这些原因，系统并尽可能周全地阐述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的苏联对外政策转变，探究其条件和动力，展示其内涵和影响，对于理解战后苏联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史是必要的。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初变化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同苏联内政变化相伴，苏联对外政策发生了异常显著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将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新方针"推行到东欧盟国。经过40年代最后三、四年全面和急剧的改造，斯大林模式被几乎原封不动地加诸于东欧，连同其国家极端集权以及国家机器内部政治恐怖和个人专制必然造成的所有恶果。鉴于东欧国家的政治根基和社会控制能力远比苏联薄弱，况且东欧民众中存在着厌憎苏联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里的局势就更为危险。苏联新领导对这一点看得相当清楚。（注：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New York,1974,pp.544.）1953年内，东欧国家在苏联推动下主要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改革，政治方面（除匈牙利外）尚未有可与苏联相比的较大变化。东德是率先实行"新方针"的国家，4月中旬起，苏联就敦促面临严重困难的东德政府改变斯大林时期严苛的经济政策。（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171.）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经数天会议产生了一个文件，题为《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据此，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9日决定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出发，大幅度修改政策，并以党中央和政府分别发表公报的方式宣布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注：Amy Knight,Beria:Stalin's First Lieutenant,Princeton, N.J.,1993,P.191;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London,1956,pp.154-159.）是月中旬的大骚乱平息后，东德政府吸取教训，作出了以改善工人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为中心的进一步经济政策调整，（注：Ibid.,pp.162-163;Zbigniew 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Cambridge,Mass.,1967,p.158.）苏联则以宣布将在德企业移交东德政府并终止从东德获取战争赔偿相配合。所有这些步骤的综合结果是"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223.）第二个采取"新方针"的国家是匈牙利，6月间，在同匈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拉科西会谈时，苏联新领导严历批评其经济政策已把匈牙利推向灾难边缘，敦促立即改革。他们还要求拉科西马上辞去兼任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富有改革意识的纳吉接替。（注：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p.159;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76、276、278页。）7月4日，纳吉以新任政府首脑的身份宣布贯彻"新方针"的纲要，其中改革思想之明确引人注目。他强调："没有任何理由要实行过火的工业化"，因而将削减重工业投资以加强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其次，"盲目激增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在劳动农民中造成了严重的不安"，因此将允许农民退社和允许解散合作社；第三，"国家将其经济活动伸到某些私人的主动性和实业精神仍能起重要作用、并能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的领域"是错误的，今后将允许和鼓励私人业主合法经营；第四，城乡经济联系必须建立在正常的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因而将废止对农民的强制性征购。（注：Documents on Internaitonal Affairs,1953,p.177-180.）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注：Hans-Georg Heinrich,Hungary:Politics,Economics and Society, Boulder, Colo., 1987,p.32.）在匈牙利之后，罗、保、捷、波四国相继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新方针"。（注：Documents on Internaitonal Affairs,1953,p.190-192.）
    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初变化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争取使冷战对抗从其最全面、最激烈的形态显著降级。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苏联的国际处境总的来看趋于恶化，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斯大林自己的对外政策。对苏联领导来说，要扭转战略困境，缓解美苏大规模直接冲突风险和减轻军备负担，就必须较大幅度地调整政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而在急需以较多资源和精力进行苏联和东欧内政调整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另外，他们显然认为，缓和对抗的努力有利于削弱美国与其主要盟国的团结，尤其是促使法英等国反对西德武装化。在所有这些动因的促进下，苏联新领导自1953年3月中旬开始，短短几个月里采取了对美国和西方的种种温和姿态，特别是表示苏美两国应当和平共处和确立正常关系。（注：关于这些温和姿态，详见笔者所撰《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刘同舜、姚椿龄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章，第215-217页。补该书漏刊的有关资料来源：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pp.30,51-57,57-65,66-71;Charles Bohlen,Witness to History,New York,1973,pp.345,360,371;John van Oudenaren,Detente in Europe,Durham,N.C.,1991,p.151;Robert Byrnes,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1958-1975,Bloomington,Indiana,1976,pp.34-35.）此外，苏联此类政策变化中一个很重要、但仍远非清楚的问题，是促进实现朝鲜停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通过外交渠道数次向美国说明，板门店谈判的结局并非取决于苏联，因为中国不是苏联的傀儡。（注：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Ithaca,N.Y.,1985,pp.75-76.）就此同苏联新领导打过交道的美国驻苏大使波伦指出，此类说是表示苏联对中国和北朝鲜做了工作，劝其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最后方案。（注：Bohlen,Witness to History,p.351.）
    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还可见于南斯拉夫、土耳其、以色列和联合国等问题。随斯大林去世，反南运动戛然而止。随即5、6月间，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在事实上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很快得到了南斯拉夫的呼应。（注：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页；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p.280;Wolfgang 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New York,1962,p.101;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8,Washington D.C.1988,p.1352.）对土关系问题上，苏联政府于5月30日宣布放弃坚持多年的对土耳其喀斯、阿达罕和阿尔温特地区的领土要求，并且暗示同样放弃苏土两国共管黑海海峡的要求。（注：Documents on Internaitonal Affairs,1953,p.193-196,197-202,202-206,277-278.）这些要求曾在1946年引起海峡危机，助长了当时正在形成中的美苏冷战。7月中旬，苏联恢复同以色列之间断绝了5个月的外交关系，这一前一后的变动分别同伴随"医生阴谋案"而来的苏联反犹风潮与该案的平反密切相关。（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106.）在联合国，斯大林去世不满一个月，苏联就改变了在秘书长继任人选问题上导致长时间僵局的强硬态度，还表示愿意出资参与它一向尖锐抨击的联合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计划。（注：Nogee and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p.106;Philip Mosely,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 1960,p.366.）
    苏联对外政策的上述最初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60年代就有著述推断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倾向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近年解密的档案资料更加肯定"新对外政策的动力直接来自贝利亚"。（注：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70;Knight,Beria,p.186.）他所作的最具政治冒险性的变更，是在东德推行"新方针"，甚而可能试探在德国中立化的条件下两德合并。苏联部长会议6月初建议东德实行改革的那个文件就是由他起草和签署的。据称贝利亚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在莫洛托夫反对下才改为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参加会议的葛罗米柯回忆，莫洛托夫等人在会上批评贝利亚不支持东德的独立存在。（注：Andrei Gromyko,Memoirs,London,1989,p.316.）按照多半出自东德高级官员的传说，贝利亚当时秘密筹划改变东德领导，图谋通过党内"改革派"扳倒倾向守旧的一号人物乌布利希。（注：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71.）鉴于1950年起苏联始终留有用德统一来交换西德不重新武装和全德中立化的余地，加上东德先天不足使其长久独立存在遭遇深刻的困难，（注：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pp.507-509;Bennett Kovrig,Of Walls and Bridges,New York and London,1991,pp.54-55.）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控贝利亚试图建立一个统一、中立和"资产阶级的"德国（注：Knight,Beria,p.192.）似非无稽之谈，何况当时苏联确需寻求能通过谈判实质性地改善外部环境的突破口。无论如何，骚乱爆发后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行为成了众矢之的。在最高领导层中间，这位为人狠毒、权势炽盛的保安部门首领早就引起了强烈的嫉恨和恐惧，他主持实施的一部分改革措施（主要在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民族成份的更替方面）又导致了包括马林科夫在内的严重猜疑和不满。（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477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德问题使他完全孤立起来，成为他迅速覆灭的一个关键因素。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和苏联外交新变化
    1955年2月8日，马林科夫被正式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是赫鲁晓夫在领导铲除贝利亚之后主持的第二场重大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其主要的意识形态理由是"新方针"（及与之相关的国际缓和政策）系"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2页。）然而，一俟马林科夫下台，便出现了英国学者克兰克肖所说的一幕：赫鲁晓夫在以列宁的名义把保守力量发动起来推倒马林科夫后，立即把马林科夫的"国际合作和共处计划"化成了自己的东西。（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在其全面执政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以对外政策改革者的姿态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其变更范围、速度和创新程度非赫鲁晓夫此后的掌权年代可比，且不亚于斯大林去世后头半年。同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的其他改革动向一样，这些变化中意识形态分歧和高层权势冲突彼此交织，而赫鲁晓夫眼下在这两方面的对手，是他先前为战胜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而必须依靠的保守派盟友，特别是莫洛托夫。
    "关于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的权宜婚姻，最为惊人之处是他如此迅速地着手散伙。"（注：Carl Linden,Khrushchev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Baltimore,p.31.）最大、也来得最快的争执，在于重建苏南关系问题。莫洛托夫认为，苏联对南斯拉夫仅仅犯了打击过头的错误，铁托确是修正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分子，苏南关系至多只应以苏联同一般西方国家之间那种冷淡共处而非友好合作为限，否则既违背意识形态原则，又会鼓励其他东欧国家和共产党背离苏联的领导。相反，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态度和政策全都荒唐背理，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南分裂和敌对的责任在苏联方面，不仅两国、而且两党都应恢复友好合作。对赫鲁晓夫来说，苏南接近还出于苏联在世界政治中近乎全局性的现实需要。他明白，新的苏南关系只能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为此势必至少在形式上树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新的基本原则，这将有利于缓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特别是苏联与其东欧盟国之间的严重潜在紧张。他还希望苏南充分和解将导致国际共运新的统一，在其中各国共产党享有的自主权远远大于斯大林时代，但仍然奉苏共为中心，基本步调与之保持一致。如此，或可消除以完全独立平等为特征的"铁托主义"和其他类似倾向的吸引力，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长久维持苏联的领导地位。此外，赫鲁晓夫还希望苏南接近将削弱南斯拉夫同西方的联系，并减小1954年南希土三国巴尔干同盟条约的价值。
    早在1954年初，赫鲁晓夫就打算用近乎根本性的办法打开局面。根据他的建议，苏共中央组织了一个调查研究南斯拉夫国家性质的委员会，其结论完全符合他的料想和需要，即南斯拉夫仍是社会主义国家。（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499页。）然而，莫洛托夫依然顽固，1955年2月8日，在对最高苏维埃作的报告中，他将苏南分裂归咎于南斯拉夫，并示意重建苏南关系应以南斯拉夫回到亲苏路线为前提。这一言论引起了铁托的强烈反应，表示绝不接受以南斯拉夫"认错"为改善关系的条件。（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44-345.）
    赫鲁晓夫明白，只有苏联认错才能解决问题。他决定率团访问南斯拉夫，企图一举实现苏南全面和解，包括重建两党关系。临行前夕，《真理报》宣布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苏南两国有着共同的基本利益--"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然而，赫鲁晓夫低估了苏南和解所需的让步幅度，也不明白铁托所愿同意的只是改善国家关系以及在某些问题上同苏共进行有限接触，谈不上照他的设想重建两党关系，甚而使南斯拉夫重返苏联集团。5月26日，赫鲁晓夫一行抵达贝尔格莱德。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他很荒谬地将苏南分裂归罪于贝利亚等前保安部门头目的挑拨离间，丝毫不提斯大林或整个苏联领导的责任。铁托对此非常气愤。（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第236页；《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5-546页；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p.104.）会谈中，苏方在尽可能避免谈及责任问题的同时设法替斯大林辩护。赫鲁晓夫多年后就此承认，当时苏方的立场是虚伪的，"还没有从盲目依赖斯大林的那种奴隶主义心理中解放出来"。（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47页。）尽管如此，会谈仍取得了积极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6月2日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两国政府联合公报（《贝尔格莱德宣言》）。该文件主要依照铁托的要求，宣布社会主义具体发展形式的不同完全是有关国家的内部事务，由有关国家人民自主决定。这就是一般称为"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原则，它引起了广泛注意和深远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