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变革对外政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而莫洛托夫对此难以容忍，在7月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以卫道者的姿态发起挑战。他强调，在南斯拉夫问题的根本方面斯大林是正确的，南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还说，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大量援助并非不取回报，后者作为巴尔干同盟的一员已同北约连在一起。他疾呼，赫鲁晓夫的现行对南方针将导致巨大危险：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可能因此效法南共背离苏联领导，特别是在潜在民族主义倾向甚为有力的波兰。因此，他主张苏南之间以国家关系正常化为限，断不可搞意识形态和解或重建两党关系。（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229-232.）莫洛托夫这番话当即遭到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的回击。他们不仅多次予以打断，而且在其发言后群起反驳，进而猛烈批评苏联先前对南斯拉夫以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许多做法。其中米高扬的发言尤其尖锐，列举苏联先前欺压、干涉和剥削其东欧和远东盟国的多项表现。甚至卡冈诺维奇也随风摆舵地抨击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处于孤立挨批的境地，只得认错并许诺服从中央的路线。（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2.）赫鲁晓夫对南政策和外交领导权由此得到确认。
    1955年苏联外交的新变动，除谋求苏南全面和解外，还包括缔结奥地利国家条约、与美英法举行四国首脑会议、与西德建交等缓和东西方关系的重要事态。（注：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0册，第四章；Keesing's Research Report: Germany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New York,1973;Van Oudenraren,Detente in Europe.）赫鲁晓夫在自己全面执政的情况下，可以较少拘束地尝试局部缓和外交，不那么担心遭到领导层内足以危及其权力地位的非难。在国际舞台上，西欧国家改善对苏关系的倾向，连同西德于年前获准重新武装并被邀加入北约，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后一事态，使得苏联和西方长期争执的一大悬案终于落定，赫鲁晓夫可以按照德国问题上已定的基本格局，对苏联的对德及对奥政策作重大改动。（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85页。）与这些客观条件同样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主观动因，它们总的来说是要应付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课题：如何实现一种国际环境，使苏联得以用较多的资源和精力维持本国和东欧的稳定并继续进行内政改革，减轻冷战给苏联带来的压力和危险，而且有利于苏联风险较小地扩展影响。在此特别要说明的是，缔结奥地利国家条约一举发生在苏共中央7月全会之前，有如对南政策的变动，也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之争有关，尽管详情远不那么清楚。（注：关于此项关连，见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238,230.）
    缓和东西方紧张和改善苏南关系这两大动向，是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主政期间就已开始的，而着手与第三世界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合作却系赫鲁晓夫所为。就苏联对外义务和战略势力的扩展范围、甚至其整个世界政治态势而言，由此积极建立在中间地带的广泛存在可以说是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前沿防卫战略，即坚决控制苏联周边那些他认为对苏联安全至关重要并确有能力控制的地区，对周边其余地方以及紧邻周边的次级外围，则视重要程度以及控制的能力和阻力大小尝试争取，但决不冒严重风险。据此，在苏联地缘政治的轻重缓急安排中，东欧占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然后是周边若干其他地区，再后是西欧。这三者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地区是斯大林真正重视或愿意为之付出略为可观的代价的。（注：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New York,1974,pp.543-544.）情况到赫鲁晓夫执政时已改变了，二战开始的殖民帝国普遍瓦解趋势差不多同时进入其高潮。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第三世界从此被苏联认真看待"，"赫鲁晓夫渴望显示苏联制度固有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定寻找境外的新朋友……不仅如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急于规避它们所称的'新殖民主义'，急于建立计划的而非自由放任的经济，而这取舍通常导致西方停止援助。所有这些合起来，给了俄国对外政策一种显著的'外向冲力'。"（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1987,pp.390-391.）犹如19世纪末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德国外交的转变，赫鲁晓夫的"世界政策"取代了斯大林"大陆政策"。
    1955年初起，苏联对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评价有了很大改变。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再一律被当作反动派和西方附庸，而是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进步力量，它们在东西方之间的独立和中立态势也得到了一定的承认。印度驻苏大使在当年2月初的一次讲话中满意地提到，苏联"高度评价印度的独立对外政策及其在维护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注：Mosely,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p.403.）赫鲁晓夫相当清楚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对苏联有重大意义。他在对苏共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坦率地说："资本主义外围"的形势相当有利，倘若印度随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就将决定性地衰败下去；因此，苏联必须不过早地在西方引起冲突，同时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5.）苏联攻势当时的方向是亚洲南部和中东，而其最显著的手段是对外援助。2月2日，苏联作出其第三世界外交的头项大动作：同印度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承诺援建巨型冶金联合企业--国营比莱钢厂。6月间，尼赫鲁前往苏联，进行长达半个月的访问，并且缔结苏联予以印度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协定。4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访苏。接着，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于11月18日至12月19日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答应给三国巨额经援。赫鲁晓夫后来就此说道："在同邻国打交道时，我们必须是政治家，而不能是吝啬鬼。我们必须乐意预付将来会给我们带来巨大报偿的款项。"（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页。）尤其在印度这个当时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数群众异常热情的欢迎更使赫鲁晓夫一行感到了时代脉搏和欧洲以外的巨大机会。（注：参见Roy Medvedev,Khrushchev,Garden City,N.Y.,1984,p.75.）在中东，苏联新政策的势头同样引人注目。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将纳赛尔称作靠美国策动政变上台的"反动军官集团"头目，现在则认识到他远非西方附庸。由于西方国家拒绝其军火购买要求，苏联便立即抓住机会，以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向埃及出售约2亿美元武器。按照亨利·基辛格的说法，这是"跳越"美国的遏制阵线。（注：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522.）自此开始，埃苏合作同埃及和西方的对立彼此促进，成为以后很长时间里中东国际事态中的一大模式，苏联在那里的势力因之节节增长。此外，苏联还于10月底同也门缔结友好条约，并着手予以大量援助。
    对建立并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来说，对外援助固然必不可少，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呼应时代，在外交和宣传方面大力支持甚而鼓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赫鲁晓夫在印度和缅甸各地所作的大量演说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26-419页。）他以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言辞，谴责西方认为"皮肤的白颜色给了他们权利来统治皮肤有颜色的人"，欢呼"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正在崩溃"。他特别抓住印度要求葡萄牙归还果阿一事，疾呼"贼赃应该归还"，"果阿必将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47页。）12月底，他在最高苏维埃作关于访问印缅阿三国的长篇讲话，进一步就反殖民主义这一开始流行的时代大话题大加发挥。（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76页。）在抨击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同时，他不断许诺苏联奉行完全相反的原则，不把苏联"自己改造社会的思想硬塞给任何人"，"永远也不会干涉别人的事。"（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3页。）在当时，苏联新的第三世界外交的这些开场姿态，对于刚刚或正在努力摆脱西方统治的亚非国家及其人民，确有颇大的吸引力。
    二十大确定的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之一--和平共处
    苏共二十大不仅发动了非斯大林化，还确定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指导原则，它们由大会开幕当天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总结报告予以宣布和阐述。其主要理论出发点，是重新估计世界力量对比和放弃战争不可避免论，而其中心内容，是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包括和平过渡）。它们是对斯大林对外政策思想的正式否定，是"1955年（7月）中央全会的激烈辩论中那些争执和愤怒反驳转化为平和畅达的新论点和新理论"。（注：David Dallin,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Philadelphia,1961,p.325.）
    斯大林一贯用"资本主义包围"来概括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这个一开始就有所简单化的、反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关国际格局的概念，在二战结束后仍被他大致原样地延用下来，尽管世界基本形势和苏联的处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它以世界资本主义本质上不可调和地同苏联敌对并占有巨大的总体优势为主要前提，意味着苏联将长期处于战略性危险之中。不仅斯大林的内部治国模式，而且其战后强烈的冷战对抗态势，都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这样的基本判断。现在，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一举改变斯大林的世界力量对比模式和国际形势图景。他强调：现时代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主义已越出一国范围而变成了"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尤其是苏联工业已占世界第二位；苏联及其盟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巩固，它们的威望和国际交往无比地增长；苏联掌握核武器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威慑、防御和报复力量。不仅如此，使这些空前乐观的形势变得更加有利的，是"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些宣布以不参加集团作为外交政策的原则的欧洲和亚洲国家"。于是，当今世界有了一个"包括欧洲和亚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和平地区'。这个地区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居民将近15亿，占全球人口的多数。"这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群众性和平民主运动的巨大发展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使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1页。）
    按照赫鲁晓夫的观点，基于力量对比转移发生的世界政治最大变化，在于战争已并非不可避免。他说，战争在帝国主义存在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原理，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制定的：（1）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2）不愿意战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软弱涣散，无力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在那个时期，上述原理是绝对正确的，但在目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使和平力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拥有数亿人口的一大批国家积极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和平运动已成为强有力的因素。因此，"战争并不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今天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拥有实实在在的手段，不容许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当代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主义阵营为中坚的世界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的帝国主义经济基础。（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许多观察家认为，放弃战争不可避免论是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对苏联对外政策传统思想的首要突破。另有两位研究者就此指出：赫鲁晓夫审慎地不区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和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免过于明显地公开否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观点，但他显然示意这两类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不仅如此，他还由此一举放弃了"战争不可避免论的两项变种--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论和两大阵营论"。（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29.）理论言辞背后的一项基本事实在于，"认识到同美国进行核战争的危险，赫鲁晓夫需要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一种不会导致战争的长期关系确立意识形态基础"。（注：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ll,3rd Edition,New York,1988,pp.27,30.）
    这一"意识形态基础"就是二十大总结报告奉为苏联"外交政策总路线"（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3-26页。）的和平共处。1954年3月，赫鲁晓夫曾简短地说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有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195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这在当时很难发觉有什么深意，因为苏联对西方的外交口径自斯大林去世后早已改为任何争端皆可和平解决。此后几个月里，出于扳倒马林科夫的需要，赫鲁晓夫关于西方的言论变得异常激烈，和平共处一词大致只是在他偶尔赞扬中印两国4月底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才说到。（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195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39-340页。）紧随马林科夫倒台，他便明确地就美苏关系重提长期和平共处一说。（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8页。）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后，和平共处更成为赫鲁晓夫国际问题言论的主题。（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16页。）现在，在二十大讲坛上，他把和平共处抬到苏联外交总路线的高度，同时作了与先前相比较为系统的说明。通过阐说世界力量对比大变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他实际上表示两个世界体系长期和平共处大致已成定局。他进一步强调，应当从和平共处进至建立和加强信任，实行合作。他特别谈论了美苏两国总的关系，声明苏联希望同美国全面友好合作，并以超级大国的姿态宣称"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大意义。"（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40页。）
    作为苏联对外政策及其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平共处一语早就得到了列宁以及后来斯大林的相当广泛的使用。因此，必不可免的问题是：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观同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观有什么差别？或者说，和平共处的内涵在赫鲁晓夫那里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只是苏联总的国际关系思想和对外政策的次要部分，从属于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阶级斗争大局，从属于苏联抵抗和打破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中心任务；但在赫鲁晓夫那里，和平共处上升为现时代苏联对外政策总路线，不仅包含苏联与西方大国乃至"两大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共存一面，而且由于同如后所述的和平竞赛概念和"通往社会主义不同道路"论的本质联系，囊括了这些关系的全部复杂内容以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条件。其次，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已不是列宁和斯大林那种大致周期性的战争之间的暂时间歇，而是很可能持续一整个历史时代的基本状态，世界社会主义变革可望在这种状态下逐渐进行以至完成。对此，赫鲁晓夫在数年后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说得更加明确和肯定。他宣称："现在有了实现一整个时期和平共处的前景，在这个时期里目前使世界分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因为世界的变化已导致在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杜绝重大战争。（注：Robert C.Tucker,The.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New York,1971,p.178.）第三，苏联先前的理论大致是将和平共处视为代表两大对立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斗争的特殊形式，或者说是国际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它不仅不排除、而且必然以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的尖锐对立甚至冲突为基本内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却包含共存、斗争与合作三大方面--共存应进至积极合作，斗争须与合作交织进行。
    二十大确定的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之二--和平竞赛和"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包含的主要斗争成分之一，是他所谓的和平竞赛。1955年底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他开始使用这个术语，再三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当今世界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着和平竞赛，取得胜利的将是社会主义。这当今世界条件，便是大致已定的长期和平共处，而和平竞赛的根本内容，则是用实践来证明哪一种制度更好更进步，特别是更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33,449,333,334,347,84-85,271-272,280,342-343,355,364页。）在二十大报告中，他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体系在这一竞赛中必将获胜的依据，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赫鲁晓夫如此洋溢的乐观情绪取决于他对苏联历史的特定理解：1934年以前苏联的政策，包括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一直正确，只是随斯大林大搞个人独裁和滥施镇压，国家的情况才变坏；现在，斯大林及其保安部门的统治已成过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便将充分实现其潜能，从而使共产主义事业靠经济优越性赢得世界。（注：Mary McAuley,Soviet Politics,1917-1991,Oxford,1992,pp.64-65,71-72.）不仅如此，从苏联对外战略及其实践的角度看，和平竞赛概念如赫鲁晓夫上述言论至少隐约地透露的那样，包含着他的新扩张主义。在他看来，和平共处大局连同与此密切相关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界线的落定，规定了今后与西方角逐的主要方式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和平的势力竞争，而其主要场所是殖民和半殖民统治加速普遍瓦解的不发达世界。他在二十大报告中，相当明确地扬弃了斯大林将世界简单化为两大阵营的理论，代之以一种承认中间地带及其内在区分的世界图景。在这中间地带内，他尤为注重的是亚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不结盟国家，把它们当作"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强大因素"。（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2页。）他谈论了苏联与之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的前景，特别是相应于不久前开始将外援用作其第三世界外交的首要工具，强调它们可以从苏联得到现代化设备，而不必为此承担任何政治或军事义务。（注：《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页。）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就其国际政治要义而言，实际上是将先前被斯大林当作"资本主义包围"的苏联阵营广大外围重新规定为"供苏联资金、苏联技术、苏联军火和苏联思想渗透的领域"，是苏联与西方在和平共处的同时竞争世界影响优势。（注：Robert C.Tucker,The.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New York,1971,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