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四年（1453），平江侯陈豫奏：“日本使臣至临靖，掠夺居人。及今指挥往诘，又殴之几死。”［2 ］（《英宗实录》）景泰五年（1454），礼部奏：“日本国使臣允澎等已蒙重赏，展转不行。待以礼不知恤，加以恩而不知感，惟肆贪饕，略无忌惮。沿途则扰害军民，殴打职官。在馆则捶楚馆夫，不遵禁约。”［2］（《英宗实录》）
    成化十七年（1481），针对日本等国使臣扰民的状况，明宪宗敕曰：“日者海外诸国并西域番王等，遣使臣朝贡，沿途多索船马，夹带货物，装载私盐，收买人口，酗酒逞凶，骚扰驿递，非礼违法，事非一端，所经官司累章陈奏，欲依国法治之。则念其远人，欲不治之，则中国之人被其虐害。今特降敕开论，继今以后，王遣使臣，必选晓知大体谨守礼法者，量带傔从严加戒饬，小心安分，毋作非为，以尽奉使之礼，以申纳款之忱。俾奉使者得以保全，供应者得免烦扰，岂不彼此两全哉！”［2］（《宪宗实录》）
    弘治九年（1496）八月，礼部奏称：日本国遣使入贡，至济宁州，夷众有持刀杀人者。其正副使却不能严加约束，请求对其严加制裁。明孝宗下令：“今后日本国进贡使臣，止许起送五十人来京，余存留浙江。”［2］（《孝宗实录》）
    日本贡使不断生惹事端，使明廷对勘合贸易越来越不热心，甚至产生厌烦心理，对勘合贸易抱有消极态度。
    其三，日本政局的动乱，使勘合贸易处于无序状态，无法统一组织勘合船。日本“应仁之乱”后，细川氏控制了幕府的实权，将军已徒具虚名，成为傀儡。一些权臣也乘战扰之际占领地盘，扩充势力，日本政局开始走向分裂割据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明勘合贸易也就失去了统一组织，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正德六年（1511），大内氏和细川氏排挤掉将军，共同组成勘合贸易团，大内氏2船，细川氏1船，由庵桂梧出任正使，率船队赴明。但细川氏不甘心只出1船， 又密遣宋素卿率1船，抢先赴明。嘉靖二年（1523），大内氏遣宗设谦道率3船赴明，细川氏得知后，也立即派出1船，由鸾冈端佐和宋素卿率领赴明。 宗设谦道的船先至，尚未检验勘合，宋素卿的船也已到达。市船司遂一同检验勘合，发现有新旧之分。宗设谦道与鸾冈瑞佐为各自的真伪发生争执。宋素卿暗中向太监赖恩行贿，得以先于宗设道谦的船进港验货。明市船司在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席上，鸾冈瑞佐又被置于首席，宗设谦道居其次。两者因席位问题再次发生争执，并引发了武斗。由于宗设谦道所率船队的从员多系海盗，在宗设谦道的唆使下，打开东库，抢出武器，攻入嘉宾堂，将鸾冈瑞佐斗杀，宋素卿在混乱中出逃，避于10里外的青田湖。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烧了嘉宾堂，然后四处追寻宋素卿，迫近绍兴。在返回宁波时，又大肆杀掠，百户胡源被杀，指挥袁琎、百户刘恩被掳。至宁波后，又大掠市区，然后遁洋而去，明军在追击过程中，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宗设谦道一伙在返回日本途中，遭遇大风，有一船漂至朝鲜，被朝鲜守军诛杀30人，生擒20人，缚献明廷，这事件被称为“争贡事件”。争贡事件后，明政府要求日本逮捕肇事元凶宗设归案，并送还掳去的袁琎及民众，不然将断绝勘合贸易。日本大内氏担心勘合贸易受阻，即派家臣赴朝鲜，希望其代向明朝斡旋。经过一系列活动，大内氏的3艘勘合船于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抵达宁波，日使要求明廷将没收的宗设和宋素卿的货物归还，并发给新的勘合，被礼部拒绝。嘉靖二十六年（1547），大内氏再次派勘合船赴明。明廷以距10年一贡期限尚有1年，不予接纳。日使策彦周良只好率船离开宁海，以待贡期。这时，定海外海的大小岛屿已被倭寇、海盗和走私商人占据。同时，葡萄牙（中国史籍称佛郎机）殖民者也开始在中国沿海出没，甚至与倭寇勾结，公然劫掠。有时还冒充南洋诸国的朝贡船只，以骗取明廷的回赐。为了防范佛郎机，明廷对诸国的进贡船严加盘查，“不齐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因此，非期而至的日本贡船被拒绝登岸。嘉靖二十七年（1548），大内氏的勘合船在巡抚朱纨奏请下才得以提前进贡贸易。日使得寸进尺，又要求颁发新的勘合，明廷以弘治、正德旧勘合未缴回为由加以拒绝，至此，中日勘合贸易彻底断绝。
    【参考文献】
    ［1］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明实录［M］。影印本，1940。
    ［3］张振声。中日关系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4］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
    ［5］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