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租佃关系是一种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既不同于均田制中的自耕农与国家的关系，也不同于部曲与主人的关系。租佃关系发展的高级形式，就是用私佃契约的形式在法律上予以确定。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租佃文书，体现了丰富的租佃思想，表明唐代租佃关系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
    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租佃契约，从租佃的田地来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这种租佃关系的发生，系因所受田地分散、零星，且相距甚远，耕种困难，或者是因贫苦农民缺乏劳动力、缺少用度、欠债还不起等缘故，不得已而出租田地。这种租佃关系，带有典租的性质，是占有权的暂时转让，不是我们研究意义上的租佃关系。
    另一种情况是缺乏土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以很高的地租租种地主的土地。这种租佃关系体现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研究的真正意义的租佃关系。租佃的土地，有官田出租者，也有私田出租者。在这些租佃契约文书中，体现出来的租佃观点表明，唐代的租佃关系达到的水平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
    租佃契约文书中反映的租佃关系表明，租佃关系在土地关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以契约形式与地主结成经济关系的租佃农民取代了先前的劳动者，成为了主要的被剥削对象。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尽管仍不乏超经济强制，但在法律意义上表现的，却只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一方面是"田主"或"地主"，另一方则是"租田人"或"佃人"，双方都要承担责任。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择几件文书来加以说明：
    贞观十七年（643）文书，[⑧]是耕田人赵怀满向田主张欢仁、张薗富二人租佃土地若干亩若干步，每亩支付地租小麦二斛二斗为定额，按亩步计算，一次付清。田主对租佃人规定：麦必须"干净好"；必须在六月前付毕；若拖延一个月，则每斛地租增加一斗；若拖欠不付，则以耕田人家财抵充。[⑨]
    1960年在吐鲁番发现的龙朔三年（663）《赵阿欢仁与张海隆租常田契》，[⑩]是舍佃人张海隆向田主赵何欢仁租佃二亩田，为期三年。土地由佃人与田主"合种"，耕牛和种子由佃人负担，收获秋麦双方对半。契约对等地规定，在立契的三年中，如果佃耕人张海隆得不到田佃耕，就由田主赵阿欢仁出罚钱五十文给张海隆；如佃人张海隆到时不佃耕此田，就由张海隆出罚钱给田主赵阿欢仁。契约末尾写明："契有两本，各捉一本，两主和同立契，画指为记"云云，表明租佃契约是一种对等的经济关系，对缔约双方当事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11）
    武后天授三年（692）文书《张文信租佃契》，（12）是租佃人张文信向田主康海多租佃五亩田的凭证。契约载明，其中三亩的地租已预先付讫，其余部分在六月小麦收获时支付完毕。如果租佃人到期不付地租，或田主到期不把田给租佃人耕种，都要处罚，把每亩租价由一觯提高到二觯罚给对方。契约末同样载明："两和立契，画指为记，契有两本，各执一本"。（13）
    上述例举的三件租佃契约，是属于私田出租范围。此类契约还有不少，其中《大谷文书》中就有数件，敦煌发现的文书中还有如《乙亥年索黑奴等租地契》，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格式也基本上是通行统一的。
    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租佃契约中，官田出租者比私田多。如吐鲁番发现的租田文书《大谷文书》3272号中，共计10户，出租田地41亩100步，其中职田、公廨田27亩100步，寺院田8亩，私田出租者只有6亩，仅占总田数的1／7，而官田则占总田数的2／3。而且私田只是一亩、二亩地零散的出租，官田则是十亩、八亩较集中地出租。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租佃关系已延伸到各种形式的土地之中，"……占有并耕种一部分土地的隶属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传统的合乎习惯法的关系，必然会转化为一种由契约规定的，即按成文法的固定规则确定的纯粹的货币关系。因此，从事耕作的土地占有者实际上变成单纯的租佃者。"（14）
    从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租佃契约来看，唐代租佃制采用契约形式已相当普遍，租佃契约不仅类型多，而且内容很齐备，有立契年月日、立契者、租佃原因、田地座落、土地种类、面积、租价、地租形式、纳租契期限、田主、佃人，知见人、倩书人、署名画押等；对于租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纠葛，如随田课税、河渠修理、用水责任、天灾歉收租价减否、田地上原有树木及设备之保护，以及佃户不如期交租、交纳的粮食不干净、田主不如约交付田地、重复出租、任意收回租地等违约、悔约处罚和担保，都规定得很明确具体。这表明唐代的租佃制是经过长期孕育发展起来的。（15）